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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993年～1059年)，中国北宋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县人。原籍陕西安定堡，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讲学处称做安定书院。20岁起北上泰山，同孙复(992年～1057年)、石介(1005年～1045年)一起读书，专心致志，各有成就。学者称做“三先生”，而以胡瑗的学生最盛。苦读十年后，胡瑗南归，私设讲坛，传授经学。从43岁起，先后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坚持教育工作20多年。44岁时，曾到开封参与更定雅乐。研究钟律，制成钟磬等乐器，一度充任秘书省校书郎。晚年曾任国子监直讲和主持太学。
十年苦读
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通晓五经。乡邻视为奇才，对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曾与孙复、石介等同学在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不归。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 ，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塾师，并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内）讲学。
景祐元年（1034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传授经术。二年，苏州郡守范仲淹奏请创建苏州郡学，聘请胡瑗担任郡学教授。三年二月，朝廷诏人校定钟律，经范仲淹推荐，胡瑗赴京师开封，更定雅乐，撰写《景祐乐府奏议》。45岁～47岁，胡瑗在任苏州府学教授期间，严立学规，“苏学为诸郡倡”。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宋仁宗派范仲淹守西北边陲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时年48岁的胡瑗又由范仲淹推荐任陕西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军事推官，参与幕府军事谋划，并撰《武学规矩》，建议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庆历元年（1041年），胡瑗父亲去世，遂辞密州（今山东诸城）观察推官，回家乡奔丧。二年，他又出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同年，又就湖州知州滕宗谅聘请，主持湖州州学。四年，朝廷在京师开封建立太学，派专人赴湖州总结胡瑗教学经验，后取先生“苏湖教法”为太学令。此时胡瑗被征为太子中舍，不久，便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朝廷更定雅乐，仍诏胡瑗参与其事。他与阮逸等同心协力，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花三年时间完成。五年，他和阮逸合作撰就《皇祐新乐图记》三卷。在此期间，胡瑗又被朝廷任命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坛。嘉祐元年（1056年），64岁的胡瑗晋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学、管勾太学。四年，胡瑗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刻苦读书，勤奋教学。他不仅主持太学教务，兼任国子监直讲，还辅导皇上“日侍启沃万言”，终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难以上朝，经仁宗皇帝恩准，以太常博士官衔东归，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养病。临行时送行队伍“百里不绝，时以为荣”。不久病故，终年67岁，赐谥“文昭”。
从事教育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㈠注重教育，培养人才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从 “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偷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㈡力纠时弊，以体为本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㈢改革教育，分科教学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㈣普及教育，主张办学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 “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 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㈤探索新路，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 -->>
胡瑗(993年～1059年)，中国北宋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县人。原籍陕西安定堡，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讲学处称做安定书院。20岁起北上泰山，同孙复(992年～1057年)、石介(1005年～1045年)一起读书，专心致志，各有成就。学者称做“三先生”，而以胡瑗的学生最盛。苦读十年后，胡瑗南归，私设讲坛，传授经学。从43岁起，先后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坚持教育工作20多年。44岁时，曾到开封参与更定雅乐。研究钟律，制成钟磬等乐器，一度充任秘书省校书郎。晚年曾任国子监直讲和主持太学。
十年苦读
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通晓五经。乡邻视为奇才，对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曾与孙复、石介等同学在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不归。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 ，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塾师，并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内）讲学。
景祐元年（1034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传授经术。二年，苏州郡守范仲淹奏请创建苏州郡学，聘请胡瑗担任郡学教授。三年二月，朝廷诏人校定钟律，经范仲淹推荐，胡瑗赴京师开封，更定雅乐，撰写《景祐乐府奏议》。45岁～47岁，胡瑗在任苏州府学教授期间，严立学规，“苏学为诸郡倡”。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宋仁宗派范仲淹守西北边陲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时年48岁的胡瑗又由范仲淹推荐任陕西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军事推官，参与幕府军事谋划，并撰《武学规矩》，建议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庆历元年（1041年），胡瑗父亲去世，遂辞密州（今山东诸城）观察推官，回家乡奔丧。二年，他又出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同年，又就湖州知州滕宗谅聘请，主持湖州州学。四年，朝廷在京师开封建立太学，派专人赴湖州总结胡瑗教学经验，后取先生“苏湖教法”为太学令。此时胡瑗被征为太子中舍，不久，便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朝廷更定雅乐，仍诏胡瑗参与其事。他与阮逸等同心协力，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花三年时间完成。五年，他和阮逸合作撰就《皇祐新乐图记》三卷。在此期间，胡瑗又被朝廷任命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坛。嘉祐元年（1056年），64岁的胡瑗晋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学、管勾太学。四年，胡瑗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刻苦读书，勤奋教学。他不仅主持太学教务，兼任国子监直讲，还辅导皇上“日侍启沃万言”，终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难以上朝，经仁宗皇帝恩准，以太常博士官衔东归，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养病。临行时送行队伍“百里不绝，时以为荣”。不久病故，终年67岁，赐谥“文昭”。
从事教育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㈠注重教育，培养人才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从 “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偷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㈡力纠时弊，以体为本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㈢改革教育，分科教学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㈣普及教育，主张办学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 “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 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㈤探索新路，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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