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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进宫时，景帝正与晁错调集粮草。可怜晁错还忙着平叛，殊不知，他已经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景帝问袁盎：“你曾作过吴王的丞相，知道吴国臣子田禄伯的为人吗？现在吴楚反叛，你的看法如何？”
袁盎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定会击败他们。”
景帝很没有底气，说：“吴王靠近铜矿铸造钱币，煮海水制盐，引诱天下豪杰，在头发白了的时候举兵作乱，如果没有周全的计谋，哪里会发动反叛呢？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
袁盎说：“吴国有铜矿煮盐之利那是确实的，哪里能得到豪杰并且诱惑他们呢！假如吴王真能得到豪杰，也应该辅佐吴王做合乎道理的事，就不会反叛了。吴王所诱惑的都是无赖子弟，逃亡铸钱的奸邪之徒，所以才互相勾引而反叛。”
晁错跟袁盎之间，一直有着很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可惜两贤不相容。最后发展到连面都不愿见的地步，晁错在，袁盎必避，袁盎在，晁错定走。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后，一度调查袁盎在担任吴相期间接受吴王财物的事情，袁盎因此被免为庶人。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还对部下说：“袁盎受了吴王财物，担保吴王一定不反，现在反了，该处死他。”部下劝阻，他才放过袁盎。
当袁盎如此对问后，一边的晁错认为袁盎说得很对。现在晁错成了七国反叛的借口，众矢之的，他的压力也很大，需要有人替他说话。袁盎这番话，无意对他是有利的。
他以为袁盎在帮他。
景帝说：“既然你对吴王这样了解，那么依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袁盎说：“请陛下让左右人都退下。”
左右人都走了，只有晁错留下来。
袁盎说：“这个计策只能让陛下一个人听。”
晁错听了，气呼呼地走了。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袁盎献出了自己的计策——诛晁错。因为这一切都是晁错引起的，七国打的旗号也是“诛晁错”，只要晁错被诛，诸侯王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就会谢罪退兵了。
景帝沉思良久，说：“要是这样真的可以的话，我不会因为宠爱一个人而让天下大乱的。”就这样，景帝决心牺牲晁错，换取天下太平。
袁盎回去秘密准备行装，他跟景帝已经说好了，等斩了晁错，他就会作为使者，跟宗正去见吴王，让他们退兵。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晁错人头落地就可以出发了。
十几天后，丞相庄青翟、中尉嘉等奉命弹劾晁错，说他让陛下亲征，自己留守，还说让把徐、僮旁边吴军还没有攻下的地方给吴军，“不成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与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当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皇帝批准了：“准奏。”
这些，晁错并不知道。朝廷派中尉嘉去请晁错，说是商量事情。于是晁错慌忙穿上朝衣跟着走了，就这样，他被骗到东市，稀里糊涂的被斩了。
他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景帝的天下，在最关键的时刻，景帝放弃了他。
但是晁错的死并没有能制止吴楚大军前进的脚步。袁盎带着好消息，跟宗正去见吴王，这个时候吴王已经率军攻到梁国，数次打败梁军，气势正盛。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他又怎么可能放弃呢！袁盎被囚禁，幸好当初他担任吴相时，对一个人有恩，而这个人正好现在被吴王派来看守他，袁盎因此得以生还。
（待续）
补充资料：
《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饥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其能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妥协求和的希望破灭了，景帝于是派遣军队出发征讨。郦寄奉命讨伐赵国，栾布奉命讨伐诸齐，太尉周亚夫率领李广、公孙昆耶、灌孟、直不疑、邓公、卫绾等迎击吴楚大军，大将军灌婴率军屯守荥阳。
周亚夫在出发前，对景帝说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他说：“楚兵勇猛轻捷，很难与他们交战取胜。我希望先把梁国放弃，让他们进攻，我们去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把他们制服。”景帝同意这个意见。
周... -->>
袁盎进宫时，景帝正与晁错调集粮草。可怜晁错还忙着平叛，殊不知，他已经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景帝问袁盎：“你曾作过吴王的丞相，知道吴国臣子田禄伯的为人吗？现在吴楚反叛，你的看法如何？”
袁盎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定会击败他们。”
景帝很没有底气，说：“吴王靠近铜矿铸造钱币，煮海水制盐，引诱天下豪杰，在头发白了的时候举兵作乱，如果没有周全的计谋，哪里会发动反叛呢？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
袁盎说：“吴国有铜矿煮盐之利那是确实的，哪里能得到豪杰并且诱惑他们呢！假如吴王真能得到豪杰，也应该辅佐吴王做合乎道理的事，就不会反叛了。吴王所诱惑的都是无赖子弟，逃亡铸钱的奸邪之徒，所以才互相勾引而反叛。”
晁错跟袁盎之间，一直有着很深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可惜两贤不相容。最后发展到连面都不愿见的地步，晁错在，袁盎必避，袁盎在，晁错定走。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后，一度调查袁盎在担任吴相期间接受吴王财物的事情，袁盎因此被免为庶人。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还对部下说：“袁盎受了吴王财物，担保吴王一定不反，现在反了，该处死他。”部下劝阻，他才放过袁盎。
当袁盎如此对问后，一边的晁错认为袁盎说得很对。现在晁错成了七国反叛的借口，众矢之的，他的压力也很大，需要有人替他说话。袁盎这番话，无意对他是有利的。
他以为袁盎在帮他。
景帝说：“既然你对吴王这样了解，那么依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袁盎说：“请陛下让左右人都退下。”
左右人都走了，只有晁错留下来。
袁盎说：“这个计策只能让陛下一个人听。”
晁错听了，气呼呼地走了。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袁盎献出了自己的计策——诛晁错。因为这一切都是晁错引起的，七国打的旗号也是“诛晁错”，只要晁错被诛，诸侯王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就会谢罪退兵了。
景帝沉思良久，说：“要是这样真的可以的话，我不会因为宠爱一个人而让天下大乱的。”就这样，景帝决心牺牲晁错，换取天下太平。
袁盎回去秘密准备行装，他跟景帝已经说好了，等斩了晁错，他就会作为使者，跟宗正去见吴王，让他们退兵。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晁错人头落地就可以出发了。
十几天后，丞相庄青翟、中尉嘉等奉命弹劾晁错，说他让陛下亲征，自己留守，还说让把徐、僮旁边吴军还没有攻下的地方给吴军，“不成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与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当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皇帝批准了：“准奏。”
这些，晁错并不知道。朝廷派中尉嘉去请晁错，说是商量事情。于是晁错慌忙穿上朝衣跟着走了，就这样，他被骗到东市，稀里糊涂的被斩了。
他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景帝的天下，在最关键的时刻，景帝放弃了他。
但是晁错的死并没有能制止吴楚大军前进的脚步。袁盎带着好消息，跟宗正去见吴王，这个时候吴王已经率军攻到梁国，数次打败梁军，气势正盛。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他又怎么可能放弃呢！袁盎被囚禁，幸好当初他担任吴相时，对一个人有恩，而这个人正好现在被吴王派来看守他，袁盎因此得以生还。
（待续）
补充资料：
《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饥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其能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妥协求和的希望破灭了，景帝于是派遣军队出发征讨。郦寄奉命讨伐赵国，栾布奉命讨伐诸齐，太尉周亚夫率领李广、公孙昆耶、灌孟、直不疑、邓公、卫绾等迎击吴楚大军，大将军灌婴率军屯守荥阳。
周亚夫在出发前，对景帝说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他说：“楚兵勇猛轻捷，很难与他们交战取胜。我希望先把梁国放弃，让他们进攻，我们去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把他们制服。”景帝同意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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