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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追求知识就是一切。在灵魂获得美德后，诗人也用优美的语句展示是如何光辉利用知识的：
不要摧毁宫殿的尖塔，它们是
如此精巧、如此美丽；
当我净化了心灵，
碰巧和别人回来，会一眼看到。
那天我读到有个叫罗伯特·霍尔的人四十岁以后开始学习德语。他上了岁数，病痛缠身，开始读麦考利的散文。他还开始学习意大利语，评判米尔顿和但丁（注：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我记得有些美国人凭一时的超自然敏感曾说，世界审判日即将到来。他们断定审判日到来之际，他们都会点亮蜡烛，做该做的事。还有个关于英国法官的类似故事。通过收集科学新事实、总结新结论，人能好好地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据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是什么样，到了下辈子还是什么样。也许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知识观念和我们将要做的事有直接关系。
除了反基督教哲学体系，还有很多生活的实际计划和理论，它们尽管还算不上是哲学理论，但主宰了很多人的思想。这些生活的实际计划和理论，尽管很普通，但能衡量出人类意识的不同。有人完全致力于培养知识和根除邪恶；有人则完全被骄傲、自私和暴富的美梦所包围；有人感到骚动不安，因为无法理解邪恶的根源，也不知该如何面对上帝的意旨；有人因为股票价格的上上下下而惶惶不安。普通小说粗俗地表达了人生的含义。法国小说家认为人生的最好活法就是及时行乐，有用不完的钞票和喝不完的美酒，然后醉倒在丰盛的桌子下面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1666年全国都流行着一种观点，说世界末日会在那一年来临。那年西部马戏团正在巡回演出，黑尔法官碰巧主持立法会议，突然可怕的暴风雨不期而至，电闪雷鸣，那年像那样的暴风雨并不多见。立刻人群中就传出流言说世界末日到了、审判日到了。几乎所有立法会议的与会者都惊恐万状，完全忘掉了他们是来干什么的，立刻祷告起来。这比暴风雨引起的恐慌还要阴森可怕。那个记录下这件事的人原本很坚强，也说那件事让他吓坏了。不过他也说法官黑尔并没有受到一丝影响，像往常一样主持着法庭秩序。他的意志非常坚定，说即便世界末日真的来了，也不会对他造成多大干扰。（摘自《马修·黑尔爵士的生活》）
也有人认为最普通的小说也有道德和心理教益。如果小说本身内容空洞，但它至少透露很多作者的信息。小说是人类思想最普通和最奇怪的作品。我们并不同情故事主角或演员的境遇。作者的思想像匹脱缰的马带着可爱的重负飞奔，故事主角能不能成功地拦住它无所谓。小说中法官进行发言，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无所谓；恶棍在忏悔自己的罪恶后是死是活也无所谓。就我们来说，这些故事没能勾起我们的兴趣。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创造了小说倒值得我们仔细审视。我们要学会将故事中的人物同矫揉造作的语言区别对待。小说家要避免读者对小说的质疑。他真诚地述说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剥去灵魂的外衣，坦诚地面对读者，尽量不让读者觉得情节是凭空想象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很多小说都带有自传色彩。刚开始读这种自我忏悔式的小说觉得挺有趣，可后来就觉得过于接近作者本人，有点儿可怕。而且小说体现的自我控告谴责多带有否定含义。小说缺乏热情缺乏情感，缺乏真正的人物批评和真实细腻的思想，对生活和人物的评价也显得单薄，过于世俗，毫无价值。小说缺乏博爱、崇高的目标和足以感动人心的宗教动机。但小说表现了粗俗人的普通渴望，将他们的白日梦和幻想展示给读者。他们对强加于身的责任不满意，对不得不做的工作不满意，在获得巨额财富和无比快乐后依然仰天长叹，因为正是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毁了他们，得到了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后他们再无所希望，再无所快乐。没人知道他们心中的极乐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商人认为如果有几千块金币，没有天堂能比得上尘世。土耳其人和印度人持有非基督教观点，相信后生后世会比今生今世拥有更高级的感官快乐。小说家和上面提到过的公正的商人也有相同的观点，但这并不是全部。轰动一时的小说无一例外地描绘了繁华渐渐消逝，激情和奢华稍纵即逝，这很可能是作者思想的反映。家庭妇女也可能将写作作为副业，写出轰动一时的小说，但她的大部分时间仍用来干家务，为孩子们切黄油面包。总的来说，全世界的读者都认为作者和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虽然他们痛恨并强烈抗议这种联系，认为它破坏了小说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小说内容对读者来说轻易失去了情感补偿价值。事实上，小说是男人婆和娘娘腔们最喜欢的消遣。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它应该具有好的影响力，像柔和的兴奋剂和柔和的镇静剂一样，可以使人抑郁时兴奋、亢奋时平静。对很多读者来说，它使读者抒发了过分积郁的情感，表达了温柔的怀旧之情，彻底忘掉无法理解的人和事，在虚构世界中实现和完成现实中不能完成的心愿。很多小说极其自然地表达了人的天性，就像土地开出美丽的花朵，鸟儿唱出动听的歌曲一样自然。但大多数情况下，小说只展示了丑陋、虚伪的理想生活。在小说家写完小说，从中获得了极大快感之后，最好将这些废纸付之一炬。
用平静的双眼，可爱的双眼
看着它们，直到化成灰烬。
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和本章的内容十分契合，我们不能谈太多，但也不能只字不提，尽管一带而过也许和主题的真实价值不太对称。这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个特殊的神主宰了人生的种种事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引证他人的观点吧，据说他已经解开了这个难解之谜。
上帝主宰一切，人类的意志和能力又要求独立，这两种信仰似乎很难协调。人们继而想到那个难题：邪恶从何处而来？科普尔斯顿博士，也就是已故的兰达夫主教认为，人一辈子都受上帝的控制，但他也并不认为相信上帝能完全控制一切和相信人类行动自由有什么冲突。在他的《必须和预言》中，他说道：“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自由行动的权利，行使自由行动权就要非得排斥其他影响不可。为适应人们的观念和经验，行使自由行动权应该有所保留，应该依具体情况而定。首先要制订行动计划和大纲，然后将行动的次要内容交给低级执行人。为了激发执行人的忠诚和热情，上级不应过分行使个人的自由行动权。但有时，为了让执行人全力以赴，还要发挥上级的自由行动权，避免让执行人办傻事和凭想象办事。如果执行人办事努力受挫，他们很可能会变得依赖上级，如果执行人有自主意识，很可能克服困难和恐惧，树立积极目标，轻易地履行职责。如果他们自主意识过强、过于倔强，执行人应该知道倔强的后果，应该明白不恰当的倔强只会使他们一败涂地，继而追求其他善良有益的目标。犯错后自我改正了，有助于他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忠诚度。他有可能是突然邪气上身，犯了不服从命令的错误，也有可能犯了极端错误，像自甘堕落、自我毁灭，最后走上犯罪道路。”
他继续解释说：“宗教认为上帝的最高智慧计划、安排、监督、指导、完成一切。上述观念是从这个观点发展而来的吗？人类的观念和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人放松精神、疏于勤奋、混淆正误、削弱职责和接受一切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千真万确，科普尔斯顿博士的观点认为，上帝如何处置我们，我们就是什么样子。通过观察上帝的特点就能得出凡人的品性和情况，弄清上帝是何许人也，就能确定他为我们安排的困境到底有多难，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更异想天开的了。
科普尔斯顿主教说：“人类的能力仅仅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和很短的时间内了解上帝作品的一小部分。我们和上帝的作品有着亲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各样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就拿我们的上述观点来说吧，也认为事物的各组成部分不论多么遥远彼此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看见的就有看不见的，谈到甲，却不触及乙，就像想画个圆却画成半圆一样。在探究自然界的同时，我们的思维总是由此及彼，永不停歇。道德世界也是如此。人类历史事件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凑在一起构成更大事件，不断累加直到无穷大。考虑到联系的问题，就想到作家也许并不十分熟悉他思考的问题，他的困惑可能源于鲁莽、空洞的推理，只不过他自己不承认罢了。事实干扰了他的推理，而他却凭空想象出了不可能的情况，这无疑破坏了思考是为了求真的目的。
“那好，我们就此可以总结一切问题了，上帝是万能的和人的自由行动权并不矛盾，除非你能提出一个指证二者矛盾的观点。很多很难解释的事情实际上是其他事情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完全相反的二者共同存在就要有矛盾。所以‘不可能’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能’意思是‘有困难’。我们理解上帝时‘有困难’，但想要排除困难，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位可敬的形而上学学者亚伯拉罕·塔克也说过同样的话：“上帝无处不在，他处理一切事物，没有给我们留下自由空间；有上帝就没有自由。换一种说法，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上帝。双方都放弃了大方面，毫不犹豫地承认对方的小方面。自由和上帝二者都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迷惑了冷静而细心的人们，但他们也没宣称二者是矛盾的，这种观点也使他们不能二选一。不过我们无法解释，但又必须承认二者的神秘和谐。”
总结问题，不难看出，“对于科普尔斯顿博士（也就是《类比》作者）提出的上帝主宰世界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抱观望态度。我们一旦认为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可能是错的。我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在对与错之间找平衡，希望选择的结果是正确的。上帝和我们订立了有条件契约，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上让我们先体验成功，再忍受痛苦，先暂时忍耐，再感受快乐。考验我们的生存能力就是考验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否坚贞，生存能力有多强，宗教信仰就有多坚。如果我们今生的乐趣能延续到来世，在来世的考验中能更多地表现美德而不是审慎该有多好！我们在生存能力和宗教信仰两方面都面临很多困难和危险的考验，二者相似彼此和谐。哪怕我们深陷困境、迷惘痛苦，万能的上帝也能看到一切终会过去。我们为什么要经历危险和困境？为什么邪恶会控制世界？难道这一切与上帝的仁慈和谐吗？科普尔斯顿博士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而把这作为难题让我们思考。只有变得更加智慧才能理解这些难题，才能把它们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享受它们。我们不能思考，因为有时思考也无用。科普尔斯顿博士特别指出，我们唯一明白的就是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是我们仁慈的天父，关爱我们，指引我们。聪明的人能体会到答案，愚钝者只能失望和困惑。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次引用谢普校长的话吧。
“我知道，很难做到心无杂念、公正无私。坦率正直不是人的第一品格，而是完美的最高品格。要想行善事，必先修心智，培养坦率正直的品格是第一步。没有坦率正直的品格，人不会做一丁点儿的善事。我们对自己一定要诚实，了解自己，希望自己向善、向好。如果心怀这种愿望，一切美德就会在我们身上开花结果。诚实就是要有良知，在上帝的光芒指引下漫步人生，行善莫迟延，上帝就会用更多的光芒照耀到我们身上。
“信仰宗教就不但要在观念上信仰，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实践。让上帝评判我们的是非观念，在按照我们的是非观做事的时候，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按良心做事的时候，相信我们内心有错，而且自己无力改正，只有上帝能帮我们改正。我们越是诚实做事，越能感到自己完全无力改正。只有基督的启示录才能告诉我们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解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追求知识就是一切。在灵魂获得美德后，诗人也用优美的语句展示是如何光辉利用知识的：
不要摧毁宫殿的尖塔，它们是
如此精巧、如此美丽；
当我净化了心灵，
碰巧和别人回来，会一眼看到。
那天我读到有个叫罗伯特·霍尔的人四十岁以后开始学习德语。他上了岁数，病痛缠身，开始读麦考利的散文。他还开始学习意大利语，评判米尔顿和但丁（注：1265—1321，意大利诗人，《神曲》的作者）。我记得有些美国人凭一时的超自然敏感曾说，世界审判日即将到来。他们断定审判日到来之际，他们都会点亮蜡烛，做该做的事。还有个关于英国法官的类似故事。通过收集科学新事实、总结新结论，人能好好地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据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是什么样，到了下辈子还是什么样。也许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知识观念和我们将要做的事有直接关系。
除了反基督教哲学体系，还有很多生活的实际计划和理论，它们尽管还算不上是哲学理论，但主宰了很多人的思想。这些生活的实际计划和理论，尽管很普通，但能衡量出人类意识的不同。有人完全致力于培养知识和根除邪恶；有人则完全被骄傲、自私和暴富的美梦所包围；有人感到骚动不安，因为无法理解邪恶的根源，也不知该如何面对上帝的意旨；有人因为股票价格的上上下下而惶惶不安。普通小说粗俗地表达了人生的含义。法国小说家认为人生的最好活法就是及时行乐，有用不完的钞票和喝不完的美酒，然后醉倒在丰盛的桌子下面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1666年全国都流行着一种观点，说世界末日会在那一年来临。那年西部马戏团正在巡回演出，黑尔法官碰巧主持立法会议，突然可怕的暴风雨不期而至，电闪雷鸣，那年像那样的暴风雨并不多见。立刻人群中就传出流言说世界末日到了、审判日到了。几乎所有立法会议的与会者都惊恐万状，完全忘掉了他们是来干什么的，立刻祷告起来。这比暴风雨引起的恐慌还要阴森可怕。那个记录下这件事的人原本很坚强，也说那件事让他吓坏了。不过他也说法官黑尔并没有受到一丝影响，像往常一样主持着法庭秩序。他的意志非常坚定，说即便世界末日真的来了，也不会对他造成多大干扰。（摘自《马修·黑尔爵士的生活》）
也有人认为最普通的小说也有道德和心理教益。如果小说本身内容空洞，但它至少透露很多作者的信息。小说是人类思想最普通和最奇怪的作品。我们并不同情故事主角或演员的境遇。作者的思想像匹脱缰的马带着可爱的重负飞奔，故事主角能不能成功地拦住它无所谓。小说中法官进行发言，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无所谓；恶棍在忏悔自己的罪恶后是死是活也无所谓。就我们来说，这些故事没能勾起我们的兴趣。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创造了小说倒值得我们仔细审视。我们要学会将故事中的人物同矫揉造作的语言区别对待。小说家要避免读者对小说的质疑。他真诚地述说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剥去灵魂的外衣，坦诚地面对读者，尽量不让读者觉得情节是凭空想象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很多小说都带有自传色彩。刚开始读这种自我忏悔式的小说觉得挺有趣，可后来就觉得过于接近作者本人，有点儿可怕。而且小说体现的自我控告谴责多带有否定含义。小说缺乏热情缺乏情感，缺乏真正的人物批评和真实细腻的思想，对生活和人物的评价也显得单薄，过于世俗，毫无价值。小说缺乏博爱、崇高的目标和足以感动人心的宗教动机。但小说表现了粗俗人的普通渴望，将他们的白日梦和幻想展示给读者。他们对强加于身的责任不满意，对不得不做的工作不满意，在获得巨额财富和无比快乐后依然仰天长叹，因为正是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毁了他们，得到了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后他们再无所希望，再无所快乐。没人知道他们心中的极乐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商人认为如果有几千块金币，没有天堂能比得上尘世。土耳其人和印度人持有非基督教观点，相信后生后世会比今生今世拥有更高级的感官快乐。小说家和上面提到过的公正的商人也有相同的观点，但这并不是全部。轰动一时的小说无一例外地描绘了繁华渐渐消逝，激情和奢华稍纵即逝，这很可能是作者思想的反映。家庭妇女也可能将写作作为副业，写出轰动一时的小说，但她的大部分时间仍用来干家务，为孩子们切黄油面包。总的来说，全世界的读者都认为作者和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虽然他们痛恨并强烈抗议这种联系，认为它破坏了小说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小说内容对读者来说轻易失去了情感补偿价值。事实上，小说是男人婆和娘娘腔们最喜欢的消遣。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它应该具有好的影响力，像柔和的兴奋剂和柔和的镇静剂一样，可以使人抑郁时兴奋、亢奋时平静。对很多读者来说，它使读者抒发了过分积郁的情感，表达了温柔的怀旧之情，彻底忘掉无法理解的人和事，在虚构世界中实现和完成现实中不能完成的心愿。很多小说极其自然地表达了人的天性，就像土地开出美丽的花朵，鸟儿唱出动听的歌曲一样自然。但大多数情况下，小说只展示了丑陋、虚伪的理想生活。在小说家写完小说，从中获得了极大快感之后，最好将这些废纸付之一炬。
用平静的双眼，可爱的双眼
看着它们，直到化成灰烬。
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和本章的内容十分契合，我们不能谈太多，但也不能只字不提，尽管一带而过也许和主题的真实价值不太对称。这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个特殊的神主宰了人生的种种事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引证他人的观点吧，据说他已经解开了这个难解之谜。
上帝主宰一切，人类的意志和能力又要求独立，这两种信仰似乎很难协调。人们继而想到那个难题：邪恶从何处而来？科普尔斯顿博士，也就是已故的兰达夫主教认为，人一辈子都受上帝的控制，但他也并不认为相信上帝能完全控制一切和相信人类行动自由有什么冲突。在他的《必须和预言》中，他说道：“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自由行动的权利，行使自由行动权就要非得排斥其他影响不可。为适应人们的观念和经验，行使自由行动权应该有所保留，应该依具体情况而定。首先要制订行动计划和大纲，然后将行动的次要内容交给低级执行人。为了激发执行人的忠诚和热情，上级不应过分行使个人的自由行动权。但有时，为了让执行人全力以赴，还要发挥上级的自由行动权，避免让执行人办傻事和凭想象办事。如果执行人办事努力受挫，他们很可能会变得依赖上级，如果执行人有自主意识，很可能克服困难和恐惧，树立积极目标，轻易地履行职责。如果他们自主意识过强、过于倔强，执行人应该知道倔强的后果，应该明白不恰当的倔强只会使他们一败涂地，继而追求其他善良有益的目标。犯错后自我改正了，有助于他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忠诚度。他有可能是突然邪气上身，犯了不服从命令的错误，也有可能犯了极端错误，像自甘堕落、自我毁灭，最后走上犯罪道路。”
他继续解释说：“宗教认为上帝的最高智慧计划、安排、监督、指导、完成一切。上述观念是从这个观点发展而来的吗？人类的观念和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人放松精神、疏于勤奋、混淆正误、削弱职责和接受一切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句话千真万确，科普尔斯顿博士的观点认为，上帝如何处置我们，我们就是什么样子。通过观察上帝的特点就能得出凡人的品性和情况，弄清上帝是何许人也，就能确定他为我们安排的困境到底有多难，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更异想天开的了。
科普尔斯顿主教说：“人类的能力仅仅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和很短的时间内了解上帝作品的一小部分。我们和上帝的作品有着亲密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各样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就拿我们的上述观点来说吧，也认为事物的各组成部分不论多么遥远彼此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看见的就有看不见的，谈到甲，却不触及乙，就像想画个圆却画成半圆一样。在探究自然界的同时，我们的思维总是由此及彼，永不停歇。道德世界也是如此。人类历史事件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凑在一起构成更大事件，不断累加直到无穷大。考虑到联系的问题，就想到作家也许并不十分熟悉他思考的问题，他的困惑可能源于鲁莽、空洞的推理，只不过他自己不承认罢了。事实干扰了他的推理，而他却凭空想象出了不可能的情况，这无疑破坏了思考是为了求真的目的。
“那好，我们就此可以总结一切问题了，上帝是万能的和人的自由行动权并不矛盾，除非你能提出一个指证二者矛盾的观点。很多很难解释的事情实际上是其他事情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完全相反的二者共同存在就要有矛盾。所以‘不可能’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能’意思是‘有困难’。我们理解上帝时‘有困难’，但想要排除困难，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位可敬的形而上学学者亚伯拉罕·塔克也说过同样的话：“上帝无处不在，他处理一切事物，没有给我们留下自由空间；有上帝就没有自由。换一种说法，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上帝。双方都放弃了大方面，毫不犹豫地承认对方的小方面。自由和上帝二者都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迷惑了冷静而细心的人们，但他们也没宣称二者是矛盾的，这种观点也使他们不能二选一。不过我们无法解释，但又必须承认二者的神秘和谐。”
总结问题，不难看出，“对于科普尔斯顿博士（也就是《类比》作者）提出的上帝主宰世界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抱观望态度。我们一旦认为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可能是错的。我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在对与错之间找平衡，希望选择的结果是正确的。上帝和我们订立了有条件契约，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上让我们先体验成功，再忍受痛苦，先暂时忍耐，再感受快乐。考验我们的生存能力就是考验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否坚贞，生存能力有多强，宗教信仰就有多坚。如果我们今生的乐趣能延续到来世，在来世的考验中能更多地表现美德而不是审慎该有多好！我们在生存能力和宗教信仰两方面都面临很多困难和危险的考验，二者相似彼此和谐。哪怕我们深陷困境、迷惘痛苦，万能的上帝也能看到一切终会过去。我们为什么要经历危险和困境？为什么邪恶会控制世界？难道这一切与上帝的仁慈和谐吗？科普尔斯顿博士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而把这作为难题让我们思考。只有变得更加智慧才能理解这些难题，才能把它们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享受它们。我们不能思考，因为有时思考也无用。科普尔斯顿博士特别指出，我们唯一明白的就是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是我们仁慈的天父，关爱我们，指引我们。聪明的人能体会到答案，愚钝者只能失望和困惑。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次引用谢普校长的话吧。
“我知道，很难做到心无杂念、公正无私。坦率正直不是人的第一品格，而是完美的最高品格。要想行善事，必先修心智，培养坦率正直的品格是第一步。没有坦率正直的品格，人不会做一丁点儿的善事。我们对自己一定要诚实，了解自己，希望自己向善、向好。如果心怀这种愿望，一切美德就会在我们身上开花结果。诚实就是要有良知，在上帝的光芒指引下漫步人生，行善莫迟延，上帝就会用更多的光芒照耀到我们身上。
“信仰宗教就不但要在观念上信仰，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实践。让上帝评判我们的是非观念，在按照我们的是非观做事的时候，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按良心做事的时候，相信我们内心有错，而且自己无力改正，只有上帝能帮我们改正。我们越是诚实做事，越能感到自己完全无力改正。只有基督的启示录才能告诉我们这种力量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