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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割据自存；如此一种地理，能够养活庞大的人口，帝国政府从中汲取资源，反过来以此打碎社会自组织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资源汲取能力。一旦过了某个门槛，第一个千禧年过后就差不多过了这个门槛，则不会再有任何区域性的力量能够长久地与帝国政府分庭抗礼。因为中央统治者能够从整个中原低成本调集起的资源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至任何区域统治者都不能与之持久抗衡。像诸代开国之君等成功的反抗者，都是找到办法调动起中原地区大部分的资源，以对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彻底丧失民心的原有统治者，但嗣后又无人能够抗衡这个成功的反抗者成为新的大一统统治者了；跨过门槛之后，帝国一旦崩塌，取代它的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而不是分崩离析的割据。<span class="mark" title="赵鼎新先生认为，促成大一统不可逆的原因在于，人们从春秋的霸主时期开始，便越来越认识到封建割据的体制会引起威胁中央权威的政治危机和战争，这一认知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智慧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加速封建的瓦解，形成大一统。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
笔者对赵鼎新先生的这种解释并不同意。毕竟能够维系大一统的能力，终极上还是军事和财政能力，观念层面会对于军事和财政能力的使用方向形成引导，但观念本身并不能维系统一；否则欧洲也不至于在罗马之后再没有统一起来，尽管主张统一的理念在欧洲一直没有消失。赵鼎新先生在该书的前半部分对于东周时期的历史分析，从军事、财政与“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能力论”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给予笔者很多启发；但是到了解释大一统问题的时候，放弃了之前的“能力论”而转用“观念论”，导致该书前后的理论方法不统一，是为憾事。
欧洲之所以在罗马时代之后形成列国割据状态并维续至现代，就在于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拥有一统意图的潜在霸主调集全欧资源的成本非常之高，难以对区域反抗者形成压倒性优势，最终无法建立大一统。而在远东的中原地区，其帝国早早地便走上了集权秩序时代。中原的地理因素是这两种区别的根本原因。
中原帝国集权秩序的发展与完善持续了很久，中间经历过较大的变化。在秦汉之际，帝国要建立的是一君万民的秩序，通过官僚体系来管理人为打成散沙化的社会；但是由于此时刚刚脱离开先秦封建不久，官僚体系治理技术还未发育完善，又及汉武帝对外征伐无度，对内征敛过甚，以致平民投靠到大户门下躲避官府压榨，因此社会上又逐渐浮现出豪族力量。豪族对于君主也能形成一种约束，虽然远不如先秦封建贵族的约束力强，但集权秩序毕竟受到了某种制衡。由于豪族的存在，朝廷相对于社会和地方的力量还未达到压倒性的优势，此时还有可能出现较为长期的割据，比如东汉末年之后以及唐朝中期之后。
经过历史的长期变迁，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经济资源，君主由此获得新的财政资源，有了新的治理办法，遂消灭了豪族，建立起完全的官僚帝国，这就是日本京都学派所关注的“唐宋变革”<span class="mark" title="对于技术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联立关系，以及“唐宋变革”与此的内在关联，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五小节的相关讨论。">，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第一个千禧年前后越过的那个门槛。“唐宋变革”后，朝廷相对于社会与地方的力量达到了压倒性的优势，帝国内部“强干弱枝”的结构彻底形成，此后便再无能够长期持续的割据了。<span class="mark" title="直到清朝后期，由于现代经济从外部到来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原因，导致中国再次出现了“强枝弱干”的结构，孕育了几十年后，在民国初年有了一段军阀割据时期，但很快又因为新的外部因素到来，终结了这个短暂的分裂割据时期。相关讨论，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六章的相关部分。">
“唐宋变革”前后，帝国的社会结构与官僚逻辑有很大差别，但它们与春秋及其以前时代的差别才是更加根本性的，不严谨地说，春秋及以前的时代，自生秩序是制度演化的自变量，集权秩序是因变量；大一统帝国当中，集权秩序逐渐拥有更多自变量特征，自生秩序则越来越有因变量的特征，自生秩序不会完全沦为因变量，但其演化过程受到的集权秩序的干预显然是越来越大了。<span class="mark" title="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将这种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别，称之为“自律世界”与“政治世界”，认为殷周社会的自律世界与政治世界是一体化的，但是到了秦汉帝国则分裂开来。谷川道雄进一步提出，秦汉帝国的使命就是如何将这两个世界以新的形式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官僚制形成了这个结合要素。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70—71页。本书的分析与谷川先生的思路颇为近似。">
集权秩序下的中原帝国，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够依凭其调动起的巨量资源，对游牧帝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并经常能够逐其远走，冲击到西部的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地区，虽则空出来的草原会迅速被新的游牧帝国所填补。中原帝国因此成为欧亚大陆古代历史当中最重要的能动性力量，由这里发起的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整个大陆，以至麦金德认为欧洲的历史在古代是从属于亚洲历史的。这里面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古代世界中原地区庞大财富的唯一性，没有其他任何帝国能够调集如此之多的资源从而对外形成如此之大的冲击。以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为依托的轴心文明，基于特定地理而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与财富的超大规模性，是中国一系列历史独特性的两大根本前提。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反复看到这一点。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它也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由具体的人来运作，人皆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在帝国初建之际，开国首领都是非常能干的，对于官僚体系还算能做到有效的约束；随着帝国承平日久，后续君主成长于后宫，昧于世事，其能力经常会逐代下降，约束官僚的能力大不如前，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便逐渐被官僚们所窃夺。由于官僚体系才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君主并不做太多具体的工作，只需“垂拱而治”，中人之资也能胜任，而帝国本身可用以供养官僚体系的资源又是如此之多，所以帝国一时倒也不至于崩塌。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上下暌违，于是帝国上下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末日心态，帝国便衰朽掉了。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以至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帝国无力应对，呈现为“仁义不施”的状态，秩序遂瓦解。
帝国从初建的朝气到衰朽的暮气，只要几代君王的退化、不过百年的时间，嗣后就是等着秩序瓦解，新开国英雄的出现。对庞大的官僚制帝国而言，这是其无法避免的命运循环。这样一种命运循环，在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草原上的要素的注入，来使帝国重新焕发活力。这个过程又会带来从“特殊的帝国”到“普遍的帝国”的转型。
不利于割据自存；如此一种地理，能够养活庞大的人口，帝国政府从中汲取资源，反过来以此打碎社会自组织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资源汲取能力。一旦过了某个门槛，第一个千禧年过后就差不多过了这个门槛，则不会再有任何区域性的力量能够长久地与帝国政府分庭抗礼。因为中央统治者能够从整个中原低成本调集起的资源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至任何区域统治者都不能与之持久抗衡。像诸代开国之君等成功的反抗者，都是找到办法调动起中原地区大部分的资源，以对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彻底丧失民心的原有统治者，但嗣后又无人能够抗衡这个成功的反抗者成为新的大一统统治者了；跨过门槛之后，帝国一旦崩塌，取代它的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而不是分崩离析的割据。<span class="mark" title="赵鼎新先生认为，促成大一统不可逆的原因在于，人们从春秋的霸主时期开始，便越来越认识到封建割据的体制会引起威胁中央权威的政治危机和战争，这一认知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智慧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加速封建的瓦解，形成大一统。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
笔者对赵鼎新先生的这种解释并不同意。毕竟能够维系大一统的能力，终极上还是军事和财政能力，观念层面会对于军事和财政能力的使用方向形成引导，但观念本身并不能维系统一；否则欧洲也不至于在罗马之后再没有统一起来，尽管主张统一的理念在欧洲一直没有消失。赵鼎新先生在该书的前半部分对于东周时期的历史分析，从军事、财政与“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能力论”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给予笔者很多启发；但是到了解释大一统问题的时候，放弃了之前的“能力论”而转用“观念论”，导致该书前后的理论方法不统一，是为憾事。
欧洲之所以在罗马时代之后形成列国割据状态并维续至现代，就在于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拥有一统意图的潜在霸主调集全欧资源的成本非常之高，难以对区域反抗者形成压倒性优势，最终无法建立大一统。而在远东的中原地区，其帝国早早地便走上了集权秩序时代。中原的地理因素是这两种区别的根本原因。
中原帝国集权秩序的发展与完善持续了很久，中间经历过较大的变化。在秦汉之际，帝国要建立的是一君万民的秩序，通过官僚体系来管理人为打成散沙化的社会；但是由于此时刚刚脱离开先秦封建不久，官僚体系治理技术还未发育完善，又及汉武帝对外征伐无度，对内征敛过甚，以致平民投靠到大户门下躲避官府压榨，因此社会上又逐渐浮现出豪族力量。豪族对于君主也能形成一种约束，虽然远不如先秦封建贵族的约束力强，但集权秩序毕竟受到了某种制衡。由于豪族的存在，朝廷相对于社会和地方的力量还未达到压倒性的优势，此时还有可能出现较为长期的割据，比如东汉末年之后以及唐朝中期之后。
经过历史的长期变迁，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经济资源，君主由此获得新的财政资源，有了新的治理办法，遂消灭了豪族，建立起完全的官僚帝国，这就是日本京都学派所关注的“唐宋变革”<span class="mark" title="对于技术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联立关系，以及“唐宋变革”与此的内在关联，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五小节的相关讨论。">，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第一个千禧年前后越过的那个门槛。“唐宋变革”后，朝廷相对于社会与地方的力量达到了压倒性的优势，帝国内部“强干弱枝”的结构彻底形成，此后便再无能够长期持续的割据了。<span class="mark" title="直到清朝后期，由于现代经济从外部到来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原因，导致中国再次出现了“强枝弱干”的结构，孕育了几十年后，在民国初年有了一段军阀割据时期，但很快又因为新的外部因素到来，终结了这个短暂的分裂割据时期。相关讨论，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六章的相关部分。">
“唐宋变革”前后，帝国的社会结构与官僚逻辑有很大差别，但它们与春秋及其以前时代的差别才是更加根本性的，不严谨地说，春秋及以前的时代，自生秩序是制度演化的自变量，集权秩序是因变量；大一统帝国当中，集权秩序逐渐拥有更多自变量特征，自生秩序则越来越有因变量的特征，自生秩序不会完全沦为因变量，但其演化过程受到的集权秩序的干预显然是越来越大了。<span class="mark" title="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将这种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之别，称之为“自律世界”与“政治世界”，认为殷周社会的自律世界与政治世界是一体化的，但是到了秦汉帝国则分裂开来。谷川道雄进一步提出，秦汉帝国的使命就是如何将这两个世界以新的形式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官僚制形成了这个结合要素。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70—71页。本书的分析与谷川先生的思路颇为近似。">
集权秩序下的中原帝国，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够依凭其调动起的巨量资源，对游牧帝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并经常能够逐其远走，冲击到西部的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地区，虽则空出来的草原会迅速被新的游牧帝国所填补。中原帝国因此成为欧亚大陆古代历史当中最重要的能动性力量，由这里发起的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整个大陆，以至麦金德认为欧洲的历史在古代是从属于亚洲历史的。这里面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古代世界中原地区庞大财富的唯一性，没有其他任何帝国能够调集如此之多的资源从而对外形成如此之大的冲击。以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为依托的轴心文明，基于特定地理而形成的中原地区人口与财富的超大规模性，是中国一系列历史独特性的两大根本前提。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反复看到这一点。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它也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由具体的人来运作，人皆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在帝国初建之际，开国首领都是非常能干的，对于官僚体系还算能做到有效的约束；随着帝国承平日久，后续君主成长于后宫，昧于世事，其能力经常会逐代下降，约束官僚的能力大不如前，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便逐渐被官僚们所窃夺。由于官僚体系才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君主并不做太多具体的工作，只需“垂拱而治”，中人之资也能胜任，而帝国本身可用以供养官僚体系的资源又是如此之多，所以帝国一时倒也不至于崩塌。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上下暌违，于是帝国上下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末日心态，帝国便衰朽掉了。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以至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帝国无力应对，呈现为“仁义不施”的状态，秩序遂瓦解。
帝国从初建的朝气到衰朽的暮气，只要几代君王的退化、不过百年的时间，嗣后就是等着秩序瓦解，新开国英雄的出现。对庞大的官僚制帝国而言，这是其无法避免的命运循环。这样一种命运循环，在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草原上的要素的注入，来使帝国重新焕发活力。这个过程又会带来从“特殊的帝国”到“普遍的帝国”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