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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咏物，并有所寄托，乃我国固有传统。自屈原以美人香草托喻君臣，后多效之，如杜甫之咏鹰咏马咏萤，骆宾王，李商隐之咏蝉，李贺之咏马，黄巢之赋菊，苏轼之咏叹杨花，陆游之许多梅花诗词；辛弃疾之吟花颂草，于谦之赞美石灰，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
咏物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类型，与叙事、抒情类作品有一个较大的不同，就是它存在两个“主体“，即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和作为表现之主体的对象物。
咏物词的特点：
1、以物为象，择其特性。咏物一定要拿物品来说事。所以，词中的主要意象就是物品或与物品有关联的东西。每种物品，都具有多面性，要懂得“物”虽为一，而情各有别的道理。谁都知道，世间万“物”具有多面性，而诗人在咏物时往往“只取一瓢饮”，也就是说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特点来加以发挥，吟咏成章，再加上各人的处境、性格、思想等的差异，因此虽同咏一“物”，而主题大多各异。例如，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三人的“咏蝉”诗，虽然咏的都是“蝉”这一物体，但是情怀不同。
2、以物为拟，寄托情怀。咏物词一般都有寄托。有“寄托”，就是刻画所咏之物的主要特点及其比喻或象征意义”。比如松与竹，它们都是常青的植物，都有耐寒的品性，都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顽强而茁壮地生存下来。这二者往往成为坚贞不屈之品格，傲然直立之形象，刚正不阿之品质等的象征，词人常常以此寄托情怀。
3、以物构境，烘托情思。咏物词的构境，一般都以所咏之物为中心，取其关联事物作为背景来描写，以此营造氛围，烘托情思。
张炎《词源》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以。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这是从宋代咏物词总结出的经验。也是咏物词的写作标准。
咏物诗词，与其他题材诗词比较更要求运用形象思维。无论是单纯的歌咏、吟颂，还是寓理、讽咏兴寄，又或托物寄兴以言情，都应使用形象化的语言，充分运用形象思维。没有形象思维，写出来的诗词就是干巴巴的说教或成散文了。
古人写诗作词，最讲究兴会神到。有形无神，只是死物一个。只有形神兼备，方堪称得上品。大凡成功的咏物之作，都能做到形与神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做到物与我的浑融一体。可以说，人们在咏物诗词中所寻求的，绝不只是物象本身的描绘逼真，而是吟咏者本身的心灵感应。我们要在对物品形象的想象中，抓住心灵感应的一瞬，赋于其特殊的神态。另外就是咏物当著趣味。顾名思义，咏物诗词吟咏的是物，所以作品应具有必不可少的趣味。对于第一境界的纯歌咏、描状类咏物诗词来说，尤其如此。一首咏物诗词若没有趣味，读起来只会是味同嚼蜡，让人兴致索然。
所以，写咏物诗词时，要注意充分抓住所咏物的个性、形象的特点，运笔要细腻自然，描摹要生动传神，刻画要精准到位，还要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
柳永作为北宋第一位大力创作慢词的词人，在北宋的词坛史上具有慢词的开创和传播之功。同时，柳永的咏物词对于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和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派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苏轼受柳永影响，创作了《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则揭示了柳词的启迪作用。
柳永填咏物词时偶尔寄托寓意，而且有意识地刻画意象，在其之后的苏轼、周邦彦的词作无疑借鉴并承袭了柳永的作法。
诗词咏物，并有所寄托，乃我国固有传统。自屈原以美人香草托喻君臣，后多效之，如杜甫之咏鹰咏马咏萤，骆宾王，李商隐之咏蝉，李贺之咏马，黄巢之赋菊，苏轼之咏叹杨花，陆游之许多梅花诗词；辛弃疾之吟花颂草，于谦之赞美石灰，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
咏物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类型，与叙事、抒情类作品有一个较大的不同，就是它存在两个“主体“，即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和作为表现之主体的对象物。
咏物词的特点：
1、以物为象，择其特性。咏物一定要拿物品来说事。所以，词中的主要意象就是物品或与物品有关联的东西。每种物品，都具有多面性，要懂得“物”虽为一，而情各有别的道理。谁都知道，世间万“物”具有多面性，而诗人在咏物时往往“只取一瓢饮”，也就是说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特点来加以发挥，吟咏成章，再加上各人的处境、性格、思想等的差异，因此虽同咏一“物”，而主题大多各异。例如，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三人的“咏蝉”诗，虽然咏的都是“蝉”这一物体，但是情怀不同。
2、以物为拟，寄托情怀。咏物词一般都有寄托。有“寄托”，就是刻画所咏之物的主要特点及其比喻或象征意义”。比如松与竹，它们都是常青的植物，都有耐寒的品性，都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顽强而茁壮地生存下来。这二者往往成为坚贞不屈之品格，傲然直立之形象，刚正不阿之品质等的象征，词人常常以此寄托情怀。
3、以物构境，烘托情思。咏物词的构境，一般都以所咏之物为中心，取其关联事物作为背景来描写，以此营造氛围，烘托情思。
张炎《词源》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以。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这是从宋代咏物词总结出的经验。也是咏物词的写作标准。
咏物诗词，与其他题材诗词比较更要求运用形象思维。无论是单纯的歌咏、吟颂，还是寓理、讽咏兴寄，又或托物寄兴以言情，都应使用形象化的语言，充分运用形象思维。没有形象思维，写出来的诗词就是干巴巴的说教或成散文了。
古人写诗作词，最讲究兴会神到。有形无神，只是死物一个。只有形神兼备，方堪称得上品。大凡成功的咏物之作，都能做到形与神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做到物与我的浑融一体。可以说，人们在咏物诗词中所寻求的，绝不只是物象本身的描绘逼真，而是吟咏者本身的心灵感应。我们要在对物品形象的想象中，抓住心灵感应的一瞬，赋于其特殊的神态。另外就是咏物当著趣味。顾名思义，咏物诗词吟咏的是物，所以作品应具有必不可少的趣味。对于第一境界的纯歌咏、描状类咏物诗词来说，尤其如此。一首咏物诗词若没有趣味，读起来只会是味同嚼蜡，让人兴致索然。
所以，写咏物诗词时，要注意充分抓住所咏物的个性、形象的特点，运笔要细腻自然，描摹要生动传神，刻画要精准到位，还要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
柳永作为北宋第一位大力创作慢词的词人，在北宋的词坛史上具有慢词的开创和传播之功。同时，柳永的咏物词对于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和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派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苏轼受柳永影响，创作了《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则揭示了柳词的启迪作用。
柳永填咏物词时偶尔寄托寓意，而且有意识地刻画意象，在其之后的苏轼、周邦彦的词作无疑借鉴并承袭了柳永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