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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就好像陇西之游，越急躁越沉重。孔子对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虽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这说明孔子是一个懂得返归根本之“道”的人。如果放纵贪欲而丧失本性，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就更危险，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败。所以不懂“道”的人，是没办法返归本性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体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声留传后世，德泽遍及四海。所以凡办事处事，一定先要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能正确处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样，按端正了，留下的图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所以，尧举荐舜，取决于尧用眼睛对舜的观察，齐桓公任用宁戚，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倾听。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出可以抛弃术数只凭耳目就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那么就一定会出大乱子。要知道凭耳目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欢歌也会流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面对欢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 样。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丧失，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说明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珍贵啊！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哭得精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强做出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说明礼物的丰厚不足以反映爱心，而赤诚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感动而归顺。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各异，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三苗人束发，羌人领口打结，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各异，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一致的。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在这里，古今礼节尽管不同，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尊崇君王、爱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表现出对子孙相当慈爱，对父辈却相当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这又是谁教它们的？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带系宝剑，但照样威名天下。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习俗，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裸体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 容颜上的流露。正因为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就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说明，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硬是制定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欢乐，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物、扰乱政事，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让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禹视察江南死后埋于会稽山，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 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谓“义”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现在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这就好像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礼仪就像做衣裳，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规即可，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不必讲究绣上什么别致的花纹图案。所以说，制定礼义的根本要求，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说能认识自己。所谓“聪”不是说能听见声音，而是说能倾听自己的心声。所谓“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自知之明。所以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修养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道”如能与你身心融合，那么凭着它就能视察清晰，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凭着它就能言论公正，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所以圣人处理事物，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良厨分解牲畜，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大的则壅塞而不入，小的则空落不严实。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越折腾越离谱。圣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如，处置有序；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质朴。整合而为道德，离散而为仪表。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散应一切而不留痕迹。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这就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再用红色丝线缠扎起来，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非常庄重地迎送它们。但等到使用过它们之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所以，在舜的时代，有苗不归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战争讨伐，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选择丘陵高处居住。武王讨伐纣王时，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海内还没安定下来，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禹时天下洪水成灾，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库，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代和客观情况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今天如果只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这就好像只赞美牛而非难马一样，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而根据时世的变化而制定的礼法，再用于变化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如不变化礼法，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所以调整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更换。所以说是“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圣人是根据世道来制定法规，随应时代来治理国家。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代社会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而应该是效法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而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能够根据时世变化 而不断变法，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之所在。所以，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掌握的；古代圣人的法规是可以观摩的，但他们制定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可爱惜珍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术。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却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遨游于玄眇境地，与上天相通而成仙。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成仙之道，只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掌握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要想腾云驾雾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渺视万物，齐生死和同变化，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观照事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作伴。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只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清静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得十把利剑，不如掌握欧冶的铸剑技术；得百匹骏马，不如掌握伯乐的相马技术”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玄妙的“道”是无法度量的。所以天是圆的，而没有什么圆规能够度量它；地是方的，而没有什么方矩能够丈量它。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称做宇。道在宇宙间，但不知它的具体所在。所以目光不远大者，是不可以和他谈论大的；智慧不宏大者，是不能和他谈论道的。以前冯夷得了道后便潜入河中成河神；钳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仑山成仙人；扁鹊靠着道来治病，造父凭着道来驾御车马，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靠着道成了能工巧匠。在这里，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用道是一致的。秉受了道而通晓万物事理的人，彼此间是不会产生矛盾和非议的，这就好像用同一个水塘的水来灌溉农田一样，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现在屠宰牛而制作牛肉，有的做成酸的，有的做成甜的，煎熬烧烤，做出各种各样醇美之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条牛。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有的做成棺，有的做成柱，剖开锯断，做出各式各样的木器，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树木这原料。所以百家的言论，旨趣相反，但合乎道理是一致的，这就好比丝竹金石各种乐器合奏乐曲，曲子和弹奏不管怎样变换，但它们都不可能脱离曲谱和乐曲本身。同样，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了解马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典籍尽管有差异，但他们都得民心是一致的。所以商汤推翻夏朝以后则用夏朝的基本法规，武王推翻殷朝以后则用殷朝的基本法礼，夏桀和殷纣王用这些礼法导致灭亡，而商汤和武王则凭着这些礼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各种雕刻的工具，没有优秀的工匠来用它处理木材，还是白搭；有了各种冶炼铸造的设备，没有灵巧的工匠来用它铸炼金属，还是不行。屠牛吐一早晨宰杀九头牛，可是他的刀还是能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刀刃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掌握牛体骨骼的规律，使用刀时根本不会碰到骨节，游刃有余。至于那些规矩钩绳，只是发挥技巧的工具，而它们本身并不会产生技巧。所以说，瑟如果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高明乐师也不可能弹出乐曲来；但如果光有瑟弦，又不能使人悲伤。所以，瑟和弦只是弹奏悲曲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悲曲。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种机械，其中有明暗机关，错综连通，进入到神奇莫测的境地，运用心神和手的配合来使用工具，根本不须用眼睛去接触具体物件，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就是父子相传也是不可能的。盲乐师靠想象观察事物，运用乐舞的形式来表达它们的神态，配合乐曲的节奏，这种出神入化的技术，即使做兄长的也无法传授给弟弟。现在一般人都用水准仪器来测准水平，用墨绳来测定直线，如果不使用这些仪器来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会的技术了。所以叩击宫音而另一只的宫弦也就随之应和起来，叩击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随着应和起来，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如果改调成一种与宫、商、角、徵、羽不相对应的音调，当弹奏起这种音调时，另外的同一音调的弦照样会产生应和现象，其中的奥妙道理是无法用言语传授的。所以说虚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而一旦进入到这种静寂的状态，那就什么细微的声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世人各自以自己的是当成是，把自己的非当成非。他们所认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由此看来，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是“是”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就是“非”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所以，追求“是”（正确）的人，不真是在追求真理，而只不过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东西；寻找“非”（错误）的人，不真是在剔除错误，而只不过是在排除违逆自己心意的东西。所以说，违逆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符合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难。最正确的“是”是不存有错误的，最荒谬的“非”是无正确可言的，这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如果“是”在此是对的，而在彼则是“非”的；如果“非”在此是错的，而在彼则是“是”的，这就叫或是或非，是非相对。这种是与非，只适用于一隅、部分；而真正的“是”与“非”则适用于整个宇宙。现在我想选择对的（“是”）来遵循保持它，确定错的（“非”）来避开它，可又不知道世人说的是与非，到底哪是“是”哪是“非”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像烹制小鱼 一 样”这意思是说，为政宽和的人不会老去翻搅，他懂得翻搅过多会搅烂小鱼的；而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罢休，别的什么也不管。晋平公讲话不妥，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平公说：“算了，别补了，留着它可以记着寡人的过失。”孔子听到此事后，说：“平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想要用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来鼓励群臣的进谏。”但后来的韩非却作这样的评价：“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在纵容过失。以后平公之所以不能称霸就是由此引起。”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一位宾客，宾客离开后，宓子贱对他的门客说：“你引见的宾客有三条过失，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这就是傲慢无礼；第二在谈话中不称我老师，这是违背师道；第三他和我交情浅却无话不谈，这是说话没有分寸。”但门客却这样说：“他看到你便笑，这是恭敬而平和；谈话中不称你为师，这说明他通达；交情浅却无所不谈，这说明他忠厚。”那位宾客的容貌举止就这样，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志趣投合，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 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若是继母做这件事，看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但由旁观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从高处城墙上看 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器具不同造成的。现在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这就好像躲避下雨，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你经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是一般人所羡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转动运行千里，运转于无穷无尽的境地。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告诉他东西南北，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转动，一辈子为人所奴役，没有片刻的宁静。而圣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归本性，以不变之“道体”应付万变之世界，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奴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们坚守本职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礼仪也容易实施，人们间的债务也容易偿还。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官也不兼任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其职，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农夫们在一起谈论劳动力之强弱，士人们在一起讨论德行的高低，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术的精巧，商人们在一起交流生意经。是时，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夫没有白费的劳动，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商人没有亏损的买卖，各行各业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各种特性特点都被用得恰到好处，所以此时人性无贵贱优劣之分。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具体的形状种类不同，如改变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就会乱套；丧失他们应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而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圣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况，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使人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能够先知先觉、深谋远虑，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精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种技巧。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工作；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分析坚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种学说；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仪器来测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身也别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马能一日千里，但这千里路，一般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而以“道”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而乱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责难弄得窘困万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奸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所以谚语这样说：“鸟到穷困时会啄敌，兽到穷困时会触顶，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处，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所以同样的一种取舍，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乱世而得以大显身手，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无桀纣那样的乱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宫代行天子职权，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诛杀作乱的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刚，而晋文公先刚后柔，可他们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国君想用他为相，颜阖不愿意，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物。鲁君也没有追究他的违逆行为。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更何况颜阖自身呢！世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而对同时代也具有的这种圣贤人都不知道爱崇他们，这倒不是现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所以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所以能建立功绩事业的人，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而今的世俗观点是，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能的标准或尺度，以战胜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以为遭灾的必定愚笨，认为死于节义的必定愚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种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优劣和贤愚。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乐意以直行尽忠来为节义献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但他们就是乐意用高洁的品行远离尘世以绝世俗，所以他们不接受高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们就是羞于因外物搅乱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但他们就是乐意忠诚赤胆，为主人献身，所以不留恋人间生活。今天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了；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从伯夷的角度来看管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爱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乐，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优劣？所以曾子这样说：“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鸟听了高飞而去，鱼听了藏入深渊。”这说明行动各不相同，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过孟诸泽时，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鹈胡饮水数斗都不够，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智伯拥有三晋还不满足，林类和荣启期衣衫破烂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由此看来，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责难和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损害自己；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逃避的；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一切；而珍爱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将这些相比较而论，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假使让圣人来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飞鸟习惯筑巢而栖息，狐狸习惯洞穴而歇宿；在这里，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各人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就算是完人。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盛世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工匠技艺没有淫巧的成分；事务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而乱世就不是这样。饰伪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抬高身价，施行礼义的人互相虚伪造作；车辆极力雕琢，器物竞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并把它们当作宝贝；以文辞互相诋毁的人纠缠于冗长烦琐的事中而自以为聪明。官吏们互相争吵诡辩，将政务工作久拖而不处理，这些对治理国家毫无益处；工匠们处心积虑要制作奇异的器具，累月经年才完成，却不适合于使用。所以古代神农的法令这样说：“成年男子如果不从事耕种，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年轻妇女如果不从事纺织，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冻。”因此神农自己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人作出了榜样。神农教导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贵难以得到的货物，不要过分器重无用的物件。所以那时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种不可，否则将要饿肚子；女子非得勤奋织布不可，否则将无法遮蔽身体；有余和不足，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自身；丰衣足食，邪奸就不会产生，大家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参那样的善人没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荆这样的勇士没有地方好显威武。而衰败的社会风俗完全不同，大家凭着智巧而弄虚作假，矫饰各种无用的器物，有意珍贵远方的奇货，珍惜难以得到的财宝，却不积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风被破坏得乱七八糟，纯朴的民性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牛马被关进栏圈后也没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颠倒，清澈变混浊，人们就像风中蓬草，被刮得飞扬躁乱；忠诚信义的品德流失殆尽，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于是社会出现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丽的花纹图案来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猪、面米细粮 和 各 种 风味小吃来满足人的食欲；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等乐器来淫荡人的耳朵；又以讲究礼仪形式、各种流言蜚语来搅乱人的心神。这样，百姓被搅得纷扰狂乱，日夜为利益奔波追逐，人变得烦躁浅薄，礼法和道义相违，德行和利益冲突，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十个管仲也无法治理好。
富人的车辆外用彩绣的车衣围裹，马则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装饰，车上的帷幕和褥垫都配用绣绘丝织品，各种色彩交错着，无法形容它的华丽。而穷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绳，吃豆类食品，喝凉水来填饱肚子，以便能熬过酷暑；冬天则穿着破烂的羊皮衣，粗布衣袍无法遮蔽身体，只得蹲在灶炉口取暖。所以同是编入户籍的人，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别，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这真的使人无法比较和言说。那些凭着奇异技巧、伪诈歪邪门道的人，却能在世上过着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灾患，在这种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要想使人民摒弃末业、返归农业根本，这就像掘开了水源却又堵塞了水流一样。社会有意导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农民弃农从工，妨碍了农业生产；社会讲究服饰秀美，必然致使妇女精于刺绣，也必然妨碍了一般意义上的纺织业。这农事荒废、纺织受损，必然会有饥寒出现。饥寒一旦降临，人们能不触犯法令和禁令，这是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所以说人的仁或鄙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个人行为，人得利或受害取决于天命而不取决于人的智力。败军中的士卒，一旦败下阵来，连勇敢的也跟着败逃，这时将领统帅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胜军的队伍，一旦获胜，连胆怯的也会跟着冲锋陷阵，拼死前进，生怕赶不上趟。所以江河决堤，一乡的父子兄弟弃亲人而不顾，各自逃命，争先恐后跑上高坡山丘，腿脚灵便的先上去，也不顾别人；盛世太平的时候，人们心平气和，看到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同情相助，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见，自身安稳，恩情就会施及邻国，躁乱的自私心态也会随之消失；反之如自身处在危难之中，就会连亲人都不顾，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帮助解救了。正在忙于游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手脚都忙于划水，没有空闲时间。被火灼伤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因为他自己受伤疼痛万分。由此推出，人民丰衣足食就会互相谦让，而人民衣食不足就会互相争抢。互相谦让则礼义产生，互相争抢则暴乱兴起。过路人敲门讨水喝，主人没有不给的，因为有的是水。在山林中柴薪难以出售，在湖区鱼虾不易出让，因为这种地方有的是这类东西。所以说物质丰富了，人们的贪欲会减省；要求得到满足，争夺的事就会止息。秦始皇时代，有人宰食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物财不足；当今刘家执政，独身男子也能收养孤儿，这是因为财物富裕。所以，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没有什么物质利益能驱动他去做坏事；但如世道混乱，君子都会做越轨之事、犯法之事，这时法令也无法制止他。
乱。就好像陇西之游，越急躁越沉重。孔子对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虽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这说明孔子是一个懂得返归根本之“道”的人。如果放纵贪欲而丧失本性，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就更危险，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败。所以不懂“道”的人，是没办法返归本性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体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声留传后世，德泽遍及四海。所以凡办事处事，一定先要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能正确处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样，按端正了，留下的图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所以，尧举荐舜，取决于尧用眼睛对舜的观察，齐桓公任用宁戚，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倾听。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出可以抛弃术数只凭耳目就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那么就一定会出大乱子。要知道凭耳目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欢歌也会流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面对欢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 样。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丧失，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说明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珍贵啊！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哭得精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强做出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说明礼物的丰厚不足以反映爱心，而赤诚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感动而归顺。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各异，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三苗人束发，羌人领口打结，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各异，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一致的。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在这里，古今礼节尽管不同，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尊崇君王、爱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表现出对子孙相当慈爱，对父辈却相当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这又是谁教它们的？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带系宝剑，但照样威名天下。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习俗，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裸体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 容颜上的流露。正因为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就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说明，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硬是制定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欢乐，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物、扰乱政事，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让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禹视察江南死后埋于会稽山，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 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谓“义”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现在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这就好像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礼仪就像做衣裳，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规即可，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不必讲究绣上什么别致的花纹图案。所以说，制定礼义的根本要求，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说能认识自己。所谓“聪”不是说能听见声音，而是说能倾听自己的心声。所谓“达”不是说能了解别人，而是说能自知之明。所以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修养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道”如能与你身心融合，那么凭着它就能视察清晰，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凭着它就能言论公正，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所以圣人处理事物，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良厨分解牲畜，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大的则壅塞而不入，小的则空落不严实。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越折腾越离谱。圣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如，处置有序；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质朴。整合而为道德，离散而为仪表。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散应一切而不留痕迹。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这就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再用红色丝线缠扎起来，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非常庄重地迎送它们。但等到使用过它们之后，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所以，在舜的时代，有苗不归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战争讨伐，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选择丘陵高处居住。武王讨伐纣王时，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海内还没安定下来，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禹时天下洪水成灾，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库，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代和客观情况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今天如果只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这就好像只赞美牛而非难马一样，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而根据时世的变化而制定的礼法，再用于变化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如不变化礼法，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所以调整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更换。所以说是“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圣人是根据世道来制定法规，随应时代来治理国家。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时代社会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而应该是效法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而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能够根据时世变化 而不断变法，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之所在。所以，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掌握的；古代圣人的法规是可以观摩的，但他们制定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仿的，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可爱惜珍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术。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却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遨游于玄眇境地，与上天相通而成仙。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成仙之道，只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掌握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要想腾云驾雾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渺视万物，齐生死和同变化，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观照事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作伴。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只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清静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得十把利剑，不如掌握欧冶的铸剑技术；得百匹骏马，不如掌握伯乐的相马技术”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玄妙的“道”是无法度量的。所以天是圆的，而没有什么圆规能够度量它；地是方的，而没有什么方矩能够丈量它。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上下称做宇。道在宇宙间，但不知它的具体所在。所以目光不远大者，是不可以和他谈论大的；智慧不宏大者，是不能和他谈论道的。以前冯夷得了道后便潜入河中成河神；钳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仑山成仙人；扁鹊靠着道来治病，造父凭着道来驾御车马，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靠着道成了能工巧匠。在这里，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用道是一致的。秉受了道而通晓万物事理的人，彼此间是不会产生矛盾和非议的，这就好像用同一个水塘的水来灌溉农田一样，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现在屠宰牛而制作牛肉，有的做成酸的，有的做成甜的，煎熬烧烤，做出各种各样醇美之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条牛。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有的做成棺，有的做成柱，剖开锯断，做出各式各样的木器，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树木这原料。所以百家的言论，旨趣相反，但合乎道理是一致的，这就好比丝竹金石各种乐器合奏乐曲，曲子和弹奏不管怎样变换，但它们都不可能脱离曲谱和乐曲本身。同样，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了解马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典籍尽管有差异，但他们都得民心是一致的。所以商汤推翻夏朝以后则用夏朝的基本法规，武王推翻殷朝以后则用殷朝的基本法礼，夏桀和殷纣王用这些礼法导致灭亡，而商汤和武王则凭着这些礼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各种雕刻的工具，没有优秀的工匠来用它处理木材，还是白搭；有了各种冶炼铸造的设备，没有灵巧的工匠来用它铸炼金属，还是不行。屠牛吐一早晨宰杀九头牛，可是他的刀还是能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刀刃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掌握牛体骨骼的规律，使用刀时根本不会碰到骨节，游刃有余。至于那些规矩钩绳，只是发挥技巧的工具，而它们本身并不会产生技巧。所以说，瑟如果没有弦，即使是师文这样的高明乐师也不可能弹出乐曲来；但如果光有瑟弦，又不能使人悲伤。所以，瑟和弦只是弹奏悲曲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悲曲。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种机械，其中有明暗机关，错综连通，进入到神奇莫测的境地，运用心神和手的配合来使用工具，根本不须用眼睛去接触具体物件，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就是父子相传也是不可能的。盲乐师靠想象观察事物，运用乐舞的形式来表达它们的神态，配合乐曲的节奏，这种出神入化的技术，即使做兄长的也无法传授给弟弟。现在一般人都用水准仪器来测准水平，用墨绳来测定直线，如果不使用这些仪器来测平取直，这就不是人人都会的技术了。所以叩击宫音而另一只的宫弦也就随之应和起来，叩击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随着应和起来，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如果改调成一种与宫、商、角、徵、羽不相对应的音调，当弹奏起这种音调时，另外的同一音调的弦照样会产生应和现象，其中的奥妙道理是无法用言语传授的。所以说虚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而一旦进入到这种静寂的状态，那就什么细微的声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世人各自以自己的是当成是，把自己的非当成非。他们所认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由此看来，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是“是”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就是“非”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所以，追求“是”（正确）的人，不真是在追求真理，而只不过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东西；寻找“非”（错误）的人，不真是在剔除错误，而只不过是在排除违逆自己心意的东西。所以说，违逆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符合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难。最正确的“是”是不存有错误的，最荒谬的“非”是无正确可言的，这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如果“是”在此是对的，而在彼则是“非”的；如果“非”在此是错的，而在彼则是“是”的，这就叫或是或非，是非相对。这种是与非，只适用于一隅、部分；而真正的“是”与“非”则适用于整个宇宙。现在我想选择对的（“是”）来遵循保持它，确定错的（“非”）来避开它，可又不知道世人说的是与非，到底哪是“是”哪是“非”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像烹制小鱼 一 样”这意思是说，为政宽和的人不会老去翻搅，他懂得翻搅过多会搅烂小鱼的；而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罢休，别的什么也不管。晋平公讲话不妥，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平公说：“算了，别补了，留着它可以记着寡人的过失。”孔子听到此事后，说：“平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想要用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来鼓励群臣的进谏。”但后来的韩非却作这样的评价：“群臣失礼而不惩罚，这是在纵容过失。以后平公之所以不能称霸就是由此引起。”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一位宾客，宾客离开后，宓子贱对他的门客说：“你引见的宾客有三条过失，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这就是傲慢无礼；第二在谈话中不称我老师，这是违背师道；第三他和我交情浅却无话不谈，这是说话没有分寸。”但门客却这样说：“他看到你便笑，这是恭敬而平和；谈话中不称你为师，这说明他通达；交情浅却无所不谈，这说明他忠厚。”那位宾客的容貌举止就这样，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志趣投合，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 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若是继母做这件事，看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但由旁观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从高处城墙上看 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器具不同造成的。现在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这就好像躲避下雨，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你经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是一般人所羡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转动运行千里，运转于无穷无尽的境地。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告诉他东西南北，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转动，一辈子为人所奴役，没有片刻的宁静。而圣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归本性，以不变之“道体”应付万变之世界，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奴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们坚守本职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礼仪也容易实施，人们间的债务也容易偿还。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官也不兼任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其职，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农夫们在一起谈论劳动力之强弱，士人们在一起讨论德行的高低，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术的精巧，商人们在一起交流生意经。是时，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夫没有白费的劳动，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商人没有亏损的买卖，各行各业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各种特性特点都被用得恰到好处，所以此时人性无贵贱优劣之分。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具体的形状种类不同，如改变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就会乱套；丧失他们应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而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圣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况，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使人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能够先知先觉、深谋远虑，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精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种技巧。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工作；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分析坚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种学说；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仪器来测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身也别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马能一日千里，但这千里路，一般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而以“道”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而乱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责难弄得窘困万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奸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所以谚语这样说：“鸟到穷困时会啄敌，兽到穷困时会触顶，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处，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所以同样的一种取舍，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乱世而得以大显身手，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无桀纣那样的乱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宫代行天子职权，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诛杀作乱的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刚，而晋文公先刚后柔，可他们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国君想用他为相，颜阖不愿意，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物。鲁君也没有追究他的违逆行为。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更何况颜阖自身呢！世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而对同时代也具有的这种圣贤人都不知道爱崇他们，这倒不是现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所以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所以能建立功绩事业的人，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而今的世俗观点是，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能的标准或尺度，以战胜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以为遭灾的必定愚笨，认为死于节义的必定愚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种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优劣和贤愚。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乐意以直行尽忠来为节义献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但他们就是乐意用高洁的品行远离尘世以绝世俗，所以他们不接受高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们就是羞于因外物搅乱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但他们就是乐意忠诚赤胆，为主人献身，所以不留恋人间生活。今天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了；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从伯夷的角度来看管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爱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乐，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优劣？所以曾子这样说：“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鸟听了高飞而去，鱼听了藏入深渊。”这说明行动各不相同，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过孟诸泽时，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鹈胡饮水数斗都不够，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智伯拥有三晋还不满足，林类和荣启期衣衫破烂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由此看来，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责难和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损害自己；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逃避的；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一切；而珍爱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将这些相比较而论，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假使让圣人来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飞鸟习惯筑巢而栖息，狐狸习惯洞穴而歇宿；在这里，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各人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就算是完人。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盛世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工匠技艺没有淫巧的成分；事务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而乱世就不是这样。饰伪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抬高身价，施行礼义的人互相虚伪造作；车辆极力雕琢，器物竞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并把它们当作宝贝；以文辞互相诋毁的人纠缠于冗长烦琐的事中而自以为聪明。官吏们互相争吵诡辩，将政务工作久拖而不处理，这些对治理国家毫无益处；工匠们处心积虑要制作奇异的器具，累月经年才完成，却不适合于使用。所以古代神农的法令这样说：“成年男子如果不从事耕种，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年轻妇女如果不从事纺织，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冻。”因此神农自己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人作出了榜样。神农教导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贵难以得到的货物，不要过分器重无用的物件。所以那时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种不可，否则将要饿肚子；女子非得勤奋织布不可，否则将无法遮蔽身体；有余和不足，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自身；丰衣足食，邪奸就不会产生，大家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参那样的善人没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荆这样的勇士没有地方好显威武。而衰败的社会风俗完全不同，大家凭着智巧而弄虚作假，矫饰各种无用的器物，有意珍贵远方的奇货，珍惜难以得到的财宝，却不积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风被破坏得乱七八糟，纯朴的民性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牛马被关进栏圈后也没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颠倒，清澈变混浊，人们就像风中蓬草，被刮得飞扬躁乱；忠诚信义的品德流失殆尽，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于是社会出现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丽的花纹图案来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猪、面米细粮 和 各 种 风味小吃来满足人的食欲；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等乐器来淫荡人的耳朵；又以讲究礼仪形式、各种流言蜚语来搅乱人的心神。这样，百姓被搅得纷扰狂乱，日夜为利益奔波追逐，人变得烦躁浅薄，礼法和道义相违，德行和利益冲突，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十个管仲也无法治理好。
富人的车辆外用彩绣的车衣围裹，马则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装饰，车上的帷幕和褥垫都配用绣绘丝织品，各种色彩交错着，无法形容它的华丽。而穷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绳，吃豆类食品，喝凉水来填饱肚子，以便能熬过酷暑；冬天则穿着破烂的羊皮衣，粗布衣袍无法遮蔽身体，只得蹲在灶炉口取暖。所以同是编入户籍的人，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别，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这真的使人无法比较和言说。那些凭着奇异技巧、伪诈歪邪门道的人，却能在世上过着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灾患，在这种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要想使人民摒弃末业、返归农业根本，这就像掘开了水源却又堵塞了水流一样。社会有意导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农民弃农从工，妨碍了农业生产；社会讲究服饰秀美，必然致使妇女精于刺绣，也必然妨碍了一般意义上的纺织业。这农事荒废、纺织受损，必然会有饥寒出现。饥寒一旦降临，人们能不触犯法令和禁令，这是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所以说人的仁或鄙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个人行为，人得利或受害取决于天命而不取决于人的智力。败军中的士卒，一旦败下阵来，连勇敢的也跟着败逃，这时将领统帅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胜军的队伍，一旦获胜，连胆怯的也会跟着冲锋陷阵，拼死前进，生怕赶不上趟。所以江河决堤，一乡的父子兄弟弃亲人而不顾，各自逃命，争先恐后跑上高坡山丘，腿脚灵便的先上去，也不顾别人；盛世太平的时候，人们心平气和，看到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同情相助，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见，自身安稳，恩情就会施及邻国，躁乱的自私心态也会随之消失；反之如自身处在危难之中，就会连亲人都不顾，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帮助解救了。正在忙于游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手脚都忙于划水，没有空闲时间。被火灼伤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因为他自己受伤疼痛万分。由此推出，人民丰衣足食就会互相谦让，而人民衣食不足就会互相争抢。互相谦让则礼义产生，互相争抢则暴乱兴起。过路人敲门讨水喝，主人没有不给的，因为有的是水。在山林中柴薪难以出售，在湖区鱼虾不易出让，因为这种地方有的是这类东西。所以说物质丰富了，人们的贪欲会减省；要求得到满足，争夺的事就会止息。秦始皇时代，有人宰食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物财不足；当今刘家执政，独身男子也能收养孤儿，这是因为财物富裕。所以，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没有什么物质利益能驱动他去做坏事；但如世道混乱，君子都会做越轨之事、犯法之事，这时法令也无法制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