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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史记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人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
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另一方面，汉文帝勘断案件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驶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母亲“拳夫人”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时代，换了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左传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
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象后界一样准确，书法象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有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
东汉丞相匡衡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宏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会么前后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惨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据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做了汉光武帝刘秀扫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说：“王莽出身于皇亲国舅，最初纡尊屈贵，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王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被推翻的趋势比夏桀、纣王还要险恶，然而王莽却能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元天，茶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据说向来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策划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给我的奏章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这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活罢了。我也原谅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曹髦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世祖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 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问侍从他的爱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爱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爱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让你行仁政，也可以让你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挟天子以令诸候，刘备（字玄德）凭蜀地险要，孙权（字仲谋）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
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三人谁优谁劣？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元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谲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或；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琰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不讲仁德，只用刑戳，可见他暴虐极了。然而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实际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劭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
“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国志的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晋朝的清官张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拨乱反正的国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
诸葛亮精通礼义，了解风云变幻，算的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豪杰，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不会互相配合，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不能互相合作。
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
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美，怎会仅仅得一个‘二杰’（指刘与曹）的称号呢。”
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曹操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拨，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证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证明他的英略。”
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当机立断，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象勾践一样奇异，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象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就不是对手了。”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忧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
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祁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西晋前夕的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字子元）
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字子上）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字安世）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人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何晏说：“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字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讨伐他的战乱；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候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导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凑合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让一个白痴晋惠帝司马衷去面对这样的局势妮！然而司马家族的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拔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敦兵败而死。]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桓玄，字敬道，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象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奋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这样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字寄奴）灭了桓玄，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然后才称帝。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收夏侯嵩为养子，曹操是嵩的长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荣耀显贵，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乱汉，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权倾朝纲，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屋建领也不足以比喻。
刘裕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统率着一郡之兵，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斩首。帅旗所指，攻元不克，战无不胜。观其豁达恢宏，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看他胜算在握，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大志未酬，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的缘故。”
[裴子野说：“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振臂摧毁了荆州、郢州桓玄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双管齐下，战车长驱，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元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大小山头都被肃清；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禹，广州遂被席卷；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四川便被收复；羌族匈奴被他的军威震摄，攻守、君臣之势很快倒转了过来；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还说：“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战乱之际，调兵遣将，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策划统一大业，不到一年，逼晋安帝让位，盗窃了国家权力。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后来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频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象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怎么能这样呢？
“由此可知，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
虞世南说：“这二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却是相同的。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元知的人，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国玺易手。这正如庄子所说，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千思百虑，终归还是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骏，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征讨刘劭，打败刘劭，并将其父子枭首示众。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骚乱。明帝驾崩，子刘昱即位，更其荒淫无道，被萧道成杀死篡位，建国为齐。]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齐高帝萧道成年号）至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
年间（公元429——493 年），被称为太平治世。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道稼穑的艰难，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有失过度雕饰，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康子说：“这样的国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说：“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由王孙贾统领军队，这样，怎么会亡呢？”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有一次过淄水，有老人淌水过河，被冻得打颤，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惠于人，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不早些准备，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
正因为此，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晏子对齐襄王说：“从礼制上讲，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这种行为必须制止。”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下令说：‘我担心有人在挨饿，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我担心有人在挨冻，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大王能表扬他，这样一来，感激田单做好事，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谢你了。”从此以后，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
由此看来，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利和功德，应当象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从前汉高祖病危，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
又问他曹参以后呢，他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告诫太子刘义符：“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却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按说没有野心。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颇知机变，将来有什么变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做国王的，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象刘邦和刘裕这样。]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和下贱的，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良师益友的规劝听不到，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
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象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象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
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格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
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
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光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戳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汉高祖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
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已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亲生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主张，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我的回答是：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为金的正神]，颛顼配水[玄冥为水的正神]，黄帝配土[后土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赤色。因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象母与子的关系]。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应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为避讳土德的尚青。土德本应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为其余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从木开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颜色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尚赤。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五行的代替，常根据金木水火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在我看来，帝王的兴起，各依其本源，在神农至舜的五帝之后，各有其承继。怎么知道的呢？汉是尧的后裔，尧以火德称王，五行转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汉朝，所以汉朝也是火德。袁绍时，耿包说：“赤色的火德已经衰尽，袁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应进取。”这是因为他知道帝王的兴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后各有承继。秦是颛顼的后裔，颛硕应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
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
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史记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人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
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另一方面，汉文帝勘断案件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驶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母亲“拳夫人”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时代，换了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左传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
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象后界一样准确，书法象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有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
东汉丞相匡衡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宏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会么前后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惨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据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做了汉光武帝刘秀扫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说：“王莽出身于皇亲国舅，最初纡尊屈贵，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王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被推翻的趋势比夏桀、纣王还要险恶，然而王莽却能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元天，茶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据说向来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策划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给我的奏章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这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活罢了。我也原谅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曹髦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世祖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 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问侍从他的爱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爱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爱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让你行仁政，也可以让你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挟天子以令诸候，刘备（字玄德）凭蜀地险要，孙权（字仲谋）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
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三人谁优谁劣？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元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谲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或；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琰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不讲仁德，只用刑戳，可见他暴虐极了。然而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实际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劭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
“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国志的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晋朝的清官张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拨乱反正的国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
诸葛亮精通礼义，了解风云变幻，算的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豪杰，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不会互相配合，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不能互相合作。
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
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美，怎会仅仅得一个‘二杰’（指刘与曹）的称号呢。”
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曹操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拨，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证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证明他的英略。”
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当机立断，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象勾践一样奇异，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象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就不是对手了。”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忧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
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祁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西晋前夕的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字子元）
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字子上）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字安世）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人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何晏说：“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字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讨伐他的战乱；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候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导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凑合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让一个白痴晋惠帝司马衷去面对这样的局势妮！然而司马家族的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拔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敦兵败而死。]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桓玄，字敬道，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象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奋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这样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字寄奴）灭了桓玄，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然后才称帝。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收夏侯嵩为养子，曹操是嵩的长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荣耀显贵，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乱汉，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权倾朝纲，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屋建领也不足以比喻。
刘裕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统率着一郡之兵，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斩首。帅旗所指，攻元不克，战无不胜。观其豁达恢宏，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看他胜算在握，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大志未酬，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的缘故。”
[裴子野说：“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振臂摧毁了荆州、郢州桓玄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双管齐下，战车长驱，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元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大小山头都被肃清；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禹，广州遂被席卷；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四川便被收复；羌族匈奴被他的军威震摄，攻守、君臣之势很快倒转了过来；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还说：“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战乱之际，调兵遣将，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策划统一大业，不到一年，逼晋安帝让位，盗窃了国家权力。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后来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频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象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怎么能这样呢？
“由此可知，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
虞世南说：“这二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却是相同的。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元知的人，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国玺易手。这正如庄子所说，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千思百虑，终归还是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骏，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征讨刘劭，打败刘劭，并将其父子枭首示众。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骚乱。明帝驾崩，子刘昱即位，更其荒淫无道，被萧道成杀死篡位，建国为齐。]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齐高帝萧道成年号）至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
年间（公元429——493 年），被称为太平治世。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道稼穑的艰难，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有失过度雕饰，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康子说：“这样的国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说：“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由王孙贾统领军队，这样，怎么会亡呢？”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有一次过淄水，有老人淌水过河，被冻得打颤，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惠于人，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不早些准备，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
正因为此，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晏子对齐襄王说：“从礼制上讲，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这种行为必须制止。”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下令说：‘我担心有人在挨饿，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我担心有人在挨冻，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大王能表扬他，这样一来，感激田单做好事，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谢你了。”从此以后，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
由此看来，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利和功德，应当象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从前汉高祖病危，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
又问他曹参以后呢，他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告诫太子刘义符：“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却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按说没有野心。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颇知机变，将来有什么变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做国王的，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象刘邦和刘裕这样。]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和下贱的，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良师益友的规劝听不到，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
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象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象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
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格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
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
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光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戳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汉高祖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
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已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亲生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主张，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我的回答是：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为金的正神]，颛顼配水[玄冥为水的正神]，黄帝配土[后土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赤色。因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象母与子的关系]。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应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为避讳土德的尚青。土德本应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为其余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从木开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颜色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尚赤。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五行的代替，常根据金木水火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在我看来，帝王的兴起，各依其本源，在神农至舜的五帝之后，各有其承继。怎么知道的呢？汉是尧的后裔，尧以火德称王，五行转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汉朝，所以汉朝也是火德。袁绍时，耿包说：“赤色的火德已经衰尽，袁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应进取。”这是因为他知道帝王的兴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后各有承继。秦是颛顼的后裔，颛硕应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
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