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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父观，平阳太守。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时蜀新平，人饥土荒，颂表求振贷，不待报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累迁中书侍郎。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迁议郎，守廷尉。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在职六年，号为详平。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任河内。临发，上便宜，多所纳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寻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颂在郡，上疏曰：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以闻。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何则？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实赖前绪，以济勋业。然法物政刑，固已渐穨矣。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虽鈇钺屡断，翦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籓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籓固内外，维镇九服。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籓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穨，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籓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籓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犹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圣王大谙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后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后操全。以此处务，乃得尽公。尽公者，富贵之徒也。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恆背公而横务。是以风节日穨，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以此为政，小大难期。然教穨来既久，难反一朝。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捐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二业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何则？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恆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又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何则？精始难校故也。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验之？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征也。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閤课功校簿而已。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虽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又曰：“过而能改”又曰“不贰过”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何则？所谓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何则？虽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穨。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过，举贤才。”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何则？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农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余皆务在静息。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后世蒙赖以安。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至夫修饰宫署，凡诸作役务为恆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愿陛下少察臣言。
又论肉刑，见刑法志。诏答曰：“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肉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
元康初，从准南王允入朝。会诛杨骏，颂屯卫殿中，其夜，诏以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久之，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闻华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种也！”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颂独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孙秀曰：“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林乃止。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寻病卒，使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具，谥曰贞。中书侍郎刘沈议，颂当时少辈，应赠开府。孙秀素恨之，不听。颂无子，养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诩子焉为嫡孙，袭封。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颂弟彪字仲雅，参安东军事。伐吴，获张悌，累官积弩将军。及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历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历黄门郎、荥阳太守，未之官，卒。
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曰：“乡里谁最屈？”二人俱云：“刘友屈。”颂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然乡里公论称屈。”友辟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b>译文</b>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为名门望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都出于刘姓，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谚语说：“雷、蒋、谷、鲁，刘为最祖。”父名刘观，做过平阳太守。刘颂从小就能辨析物理，被当时人所称颂。推举为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为相府属官，奉命出使蜀。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救济，不等答覆就实行救济，因此被除去官职。晋武帝即位，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渐升任为中书侍郎。咸宁时，诏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荆扬地区，因为奉使合乎旨意，转任黄门郎。再迁为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入狱，韶派刘颂复查，他主持证明无罪，扈寅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之为张释之。在职六年，号称详密公平。恰会灭了吴国，诸将争功，派遣刘颂校理此事，刘颂认为王浑应为上功，王浚应为中功。皇帝以为刘颂执法失理，降为京兆太守，未上任，转任河内。临出发前，上奏利国之事，多被采用。各郡界内多由公家设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为灾害，刘颂上表请求罢除拆毁了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丧离职。丧服期满后，任淮南相。在任严肃整饬，很有政绩。过去修筑芍陂，一年动用数万人的劳力，豪强乘机兼并，孤弱贫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刘颂叫老幼一齐努力，按所修多少计值，百姓都歌颂他为政公平施惠人民。
刘颂在郡上疏说：
我过去任职河内，临别时接受诏令说：“你所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后也应该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于事多，或许不能给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怀疑。”臣下接受诏令那天，欢喜和恐惧交集，更加思虑竭力尽忠，因此忘记了自己的鄙浅，愿用小小的一点烛光，增加皇上的光辉。到郡任后草草写成下面所说的话，没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丧，停职多年，现在谨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虽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语浅陋违错，但希望陛下能够审阅，使我的忠诚能让圣上知道，不至于被丢弃到文书堆裹。如果有可以采用的意见，还希望对治理国家能起到一点补助作用。
我见到诏书中说，开辟国土，建立百世的基业，分封亲族，让他们出守藩国，难道就不思念他们，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设国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过了秦、坠、秀继的狭隘的礼法制度，发扬了五帝三伐的绝迹。功绩流被天下，光辉照耀后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会惭愧自己仁德不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循自然而成就功业，和今天在绝迹以后另创大业根本不同。即使这样，把年纪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见，认为不是最好。吴、越一带的人轻浮，庐、蜀一带地方险峻绝远，因此常出变故叛乱，是容易发生事情的地方。况且自从平定吴以来，让东南六州的将士守卫垦辽下游，这是目前最大的隐患。加上内地军队出守外地，吴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应该有强壮的主将镇守安抚他们，使他们内外都安于现状。又孙氏建国后，文武众多官员，人数和我们天朝差不多，一旦灭国，使他们和百姓一样。他们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认为灾祸困苦逼着他们，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怀著作乱的意图。现在应有一位年长德高的封王统治吴地，量才任职，文武并用，使军队和各种劳役不出于这些地方，想求得富贵的人向封国之内求取。内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国可以平安，两全其美，遣样处理也非常合宜。所以应该选择同姓的诸王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吴、蜀。以他们去地远近，给他们分封的土地，加倍于过去的封国。如迁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纪幼小，等到皇子长大便派他去统治那些地区，那时也不算晚。解决了那些地区的急务，又得到年纪大的藩主，这样处理比较合宜。我所陈奏有关分封的事，现已列举了大概，但还有其他一些事务，如果有足以采用的，可用来参考以前各项制度，因此都一起列举在下面。
我知道：不害怕危险灾难，而愿意进献所闻所见的人，是尽忠心的大臣；听取逆耳的言语，甘愿采纳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国君。臣运气好，荣幸地遇上了无所讳忌的朝廷。虽然曾经直言上书陈辞，广泛议论国政，但仍没有把所见所闻全部陈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宠，和凡俗的人没两样。我心裹非常惭愧，不能尽忠力谏，难以报效，仅列举我的见闻如下。我的确不敢自称所说的一定妥当，但大要是以不隐讳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万一有可采纳的，那将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说，也是国家的好事。请皇上花一点时间，看我的奏言。
我想陛下虽应天顺人，登上皇位，成为开创基业的国主，但所遇的时机，却是末世。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末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国政荒废人民离散，终于衰乱灭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拨乱反正，整顿文教，积数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顺服，法令制度大行于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骄奢淫逸。成为使国家覆亡的国主。但仍然在内盛行游山玩水和喜好音乐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杰的威胁，国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实际上全凭以前的兴旺，用来接济当时的业绩。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经逐渐衰败了。从嘉平初年，晋朝开始建立，到咸熙末年，这期间好多年。虽然常常动用鈇铁刑具，剪除一些凶残之人，但遣留下来的好人却都蒙受一时的恩赐，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后，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贪图美食佳肴的本性难以改正，因此我说遇上了末世。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机会。但陛下仍以用人适宜，法律宽松，假以时日，逭和汉魏的创业者不一样；经历三位祖先才兴起的我朝，改朝换代初期的作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严法统治，这也的确是应当如此。但在为政方面，矫正各种事情，自然应当逐渐出于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严，一天天地走向整肃，就像水上行舟，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侧着船身，渐渐地向前，终能渡过江河。从少积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但从泰始年间以来，近三十年，国政功绩，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各项事业，比不上过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变末世的弊病... -->>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父观，平阳太守。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时蜀新平，人饥土荒，颂表求振贷，不待报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累迁中书侍郎。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迁议郎，守廷尉。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在职六年，号为详平。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任河内。临发，上便宜，多所纳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寻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颂在郡，上疏曰：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以闻。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何则？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实赖前绪，以济勋业。然法物政刑，固已渐穨矣。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虽鈇钺屡断，翦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籓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籓固内外，维镇九服。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籓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穨，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籓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籓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犹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圣王大谙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后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后操全。以此处务，乃得尽公。尽公者，富贵之徒也。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恆背公而横务。是以风节日穨，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以此为政，小大难期。然教穨来既久，难反一朝。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捐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二业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何则？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恆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又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何则？精始难校故也。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验之？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征也。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閤课功校簿而已。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虽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又曰：“过而能改”又曰“不贰过”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何则？所谓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何则？虽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穨。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过，举贤才。”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何则？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农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余皆务在静息。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后世蒙赖以安。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至夫修饰宫署，凡诸作役务为恆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愿陛下少察臣言。
又论肉刑，见刑法志。诏答曰：“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肉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
元康初，从准南王允入朝。会诛杨骏，颂屯卫殿中，其夜，诏以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久之，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闻华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种也！”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颂独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孙秀曰：“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林乃止。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寻病卒，使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具，谥曰贞。中书侍郎刘沈议，颂当时少辈，应赠开府。孙秀素恨之，不听。颂无子，养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诩子焉为嫡孙，袭封。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颂弟彪字仲雅，参安东军事。伐吴，获张悌，累官积弩将军。及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历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历黄门郎、荥阳太守，未之官，卒。
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曰：“乡里谁最屈？”二人俱云：“刘友屈。”颂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然乡里公论称屈。”友辟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b>译文</b>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为名门望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都出于刘姓，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谚语说：“雷、蒋、谷、鲁，刘为最祖。”父名刘观，做过平阳太守。刘颂从小就能辨析物理，被当时人所称颂。推举为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为相府属官，奉命出使蜀。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救济，不等答覆就实行救济，因此被除去官职。晋武帝即位，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渐升任为中书侍郎。咸宁时，诏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荆扬地区，因为奉使合乎旨意，转任黄门郎。再迁为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入狱，韶派刘颂复查，他主持证明无罪，扈寅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之为张释之。在职六年，号称详密公平。恰会灭了吴国，诸将争功，派遣刘颂校理此事，刘颂认为王浑应为上功，王浚应为中功。皇帝以为刘颂执法失理，降为京兆太守，未上任，转任河内。临出发前，上奏利国之事，多被采用。各郡界内多由公家设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为灾害，刘颂上表请求罢除拆毁了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丧离职。丧服期满后，任淮南相。在任严肃整饬，很有政绩。过去修筑芍陂，一年动用数万人的劳力，豪强乘机兼并，孤弱贫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刘颂叫老幼一齐努力，按所修多少计值，百姓都歌颂他为政公平施惠人民。
刘颂在郡上疏说：
我过去任职河内，临别时接受诏令说：“你所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后也应该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于事多，或许不能给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怀疑。”臣下接受诏令那天，欢喜和恐惧交集，更加思虑竭力尽忠，因此忘记了自己的鄙浅，愿用小小的一点烛光，增加皇上的光辉。到郡任后草草写成下面所说的话，没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丧，停职多年，现在谨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虽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语浅陋违错，但希望陛下能够审阅，使我的忠诚能让圣上知道，不至于被丢弃到文书堆裹。如果有可以采用的意见，还希望对治理国家能起到一点补助作用。
我见到诏书中说，开辟国土，建立百世的基业，分封亲族，让他们出守藩国，难道就不思念他们，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设国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过了秦、坠、秀继的狭隘的礼法制度，发扬了五帝三伐的绝迹。功绩流被天下，光辉照耀后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会惭愧自己仁德不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循自然而成就功业，和今天在绝迹以后另创大业根本不同。即使这样，把年纪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见，认为不是最好。吴、越一带的人轻浮，庐、蜀一带地方险峻绝远，因此常出变故叛乱，是容易发生事情的地方。况且自从平定吴以来，让东南六州的将士守卫垦辽下游，这是目前最大的隐患。加上内地军队出守外地，吴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应该有强壮的主将镇守安抚他们，使他们内外都安于现状。又孙氏建国后，文武众多官员，人数和我们天朝差不多，一旦灭国，使他们和百姓一样。他们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认为灾祸困苦逼着他们，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怀著作乱的意图。现在应有一位年长德高的封王统治吴地，量才任职，文武并用，使军队和各种劳役不出于这些地方，想求得富贵的人向封国之内求取。内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国可以平安，两全其美，遣样处理也非常合宜。所以应该选择同姓的诸王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吴、蜀。以他们去地远近，给他们分封的土地，加倍于过去的封国。如迁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纪幼小，等到皇子长大便派他去统治那些地区，那时也不算晚。解决了那些地区的急务，又得到年纪大的藩主，这样处理比较合宜。我所陈奏有关分封的事，现已列举了大概，但还有其他一些事务，如果有足以采用的，可用来参考以前各项制度，因此都一起列举在下面。
我知道：不害怕危险灾难，而愿意进献所闻所见的人，是尽忠心的大臣；听取逆耳的言语，甘愿采纳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国君。臣运气好，荣幸地遇上了无所讳忌的朝廷。虽然曾经直言上书陈辞，广泛议论国政，但仍没有把所见所闻全部陈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宠，和凡俗的人没两样。我心裹非常惭愧，不能尽忠力谏，难以报效，仅列举我的见闻如下。我的确不敢自称所说的一定妥当，但大要是以不隐讳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万一有可采纳的，那将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说，也是国家的好事。请皇上花一点时间，看我的奏言。
我想陛下虽应天顺人，登上皇位，成为开创基业的国主，但所遇的时机，却是末世。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末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国政荒废人民离散，终于衰乱灭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拨乱反正，整顿文教，积数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顺服，法令制度大行于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骄奢淫逸。成为使国家覆亡的国主。但仍然在内盛行游山玩水和喜好音乐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杰的威胁，国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实际上全凭以前的兴旺，用来接济当时的业绩。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经逐渐衰败了。从嘉平初年，晋朝开始建立，到咸熙末年，这期间好多年。虽然常常动用鈇铁刑具，剪除一些凶残之人，但遣留下来的好人却都蒙受一时的恩赐，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后，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贪图美食佳肴的本性难以改正，因此我说遇上了末世。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机会。但陛下仍以用人适宜，法律宽松，假以时日，逭和汉魏的创业者不一样；经历三位祖先才兴起的我朝，改朝换代初期的作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严法统治，这也的确是应当如此。但在为政方面，矫正各种事情，自然应当逐渐出于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严，一天天地走向整肃，就像水上行舟，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侧着船身，渐渐地向前，终能渡过江河。从少积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但从泰始年间以来，近三十年，国政功绩，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各项事业，比不上过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变末世的弊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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