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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夏，汉口战局吃紧。
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往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劲儿地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咝咝声往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混着血的冲天水柱。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象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象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象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象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咳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象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象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象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溶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 -->>
一九三八年夏，汉口战局吃紧。
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往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劲儿地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咝咝声往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混着血的冲天水柱。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象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象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象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象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咳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象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象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象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溶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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