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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不久，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那天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行了，那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列宁还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不久，列宁还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斯大林因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给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跟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第二天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后很惶恐，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斯大林是幸运的，列宁还没有来得及追究他的责任，健康状况就急剧恶化，再次中风，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列宁不得不重用斯大林与其抗衡。在列宁健康恶化时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对抗党内威望较高的托洛茨基。不久，列宁得知中国不再支持苏俄，而且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在各地战败，病情加重去世。
在列宁最后的日子，他想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缔造了这么一个组织制度，把斯大林送到这个位置，这个时候连列宁也无能为力了。在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遗嘱交给了中央政治局。但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斯大林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委员。
托洛茨基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成为了“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其中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错误，这促使了两人和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和又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延续新经济政策，放宽对农民的约束；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的“右倾”集团斗争。斯大林对反对派实施打压，很有效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
在对外的抵抗战争中，苏俄发生谷物短缺，斯大林认为是富农囤积的结果，力求迅速消灭富农阶级，而布哈林等人则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不在于富农，而在于收购价格不合理和工业品供应不足，支持继续维护新经济政策。两派展开政治斗争。斯大林批评布哈林等人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并将布哈林清除出政治局。不久，斯大林就掌握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权力，并且迅速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清洗，把和他作对的人统统关进了古拉格的集中营里。
对于斯大林的上位，李经述收到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发电报让张作霖不用再回到莫斯科，以免心胸狭窄的斯大林因当年在东北受了鞭刑而报复。
张作霖回电报说：“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把斯大林送上东北人民的绞刑架，让他向东北人谢罪！！”
李经述给张作霖回电报说：“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nbsp; 不久，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那天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行了，那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列宁还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不久，列宁还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斯大林因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给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跟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第二天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后很惶恐，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斯大林是幸运的，列宁还没有来得及追究他的责任，健康状况就急剧恶化，再次中风，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列宁不得不重用斯大林与其抗衡。在列宁健康恶化时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对抗党内威望较高的托洛茨基。不久，列宁得知中国不再支持苏俄，而且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在各地战败，病情加重去世。
在列宁最后的日子，他想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缔造了这么一个组织制度，把斯大林送到这个位置，这个时候连列宁也无能为力了。在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遗嘱交给了中央政治局。但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斯大林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委员。
托洛茨基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成为了“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其中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错误，这促使了两人和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和又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延续新经济政策，放宽对农民的约束；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的“右倾”集团斗争。斯大林对反对派实施打压，很有效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
在对外的抵抗战争中，苏俄发生谷物短缺，斯大林认为是富农囤积的结果，力求迅速消灭富农阶级，而布哈林等人则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不在于富农，而在于收购价格不合理和工业品供应不足，支持继续维护新经济政策。两派展开政治斗争。斯大林批评布哈林等人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并将布哈林清除出政治局。不久，斯大林就掌握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权力，并且迅速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清洗，把和他作对的人统统关进了古拉格的集中营里。
对于斯大林的上位，李经述收到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发电报让张作霖不用再回到莫斯科，以免心胸狭窄的斯大林因当年在东北受了鞭刑而报复。
张作霖回电报说：“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把斯大林送上东北人民的绞刑架，让他向东北人谢罪！！”
李经述给张作霖回电报说：“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