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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我们在圣若兰女中特有的夹竹桃气息里安静得失去语言。
黑暗中，米露似乎猜到了我泪水蠕动的轨迹。于是，以一种等待的姿势将手移到我眼角的边缘，当泪水爬出来的刹那，她轻轻一捻，我的所有湿润与咸涩都转而成了她指尖的负重。
我们在圣若兰女中特有的夹竹桃香气里安静失去语言。而雪维在对面的床上时而翻身转侧，我知道她并未睡着。
天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亮，宿监的手电筒灯光刚刚扫过，该是凌晨三点的光景。我和米露蜷缩在上铺的狭小空间里，把随身听的耳机一人一个，摸索着按了play键之后，沙瑞克鲁的歌声顺着一根导线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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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morethanthis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歌词，有着衔接处不动声色的干净利落。被沙瑞一唱，让人想起光滑而坚硬的金属，泛着冷淡的光泽。
生活该是muchmorethanthis的。有时候，我和米露就在后操场的炮楼上眺望远方时，就会生出这样的想法。起码不仅仅是这所西区古老女校里的五彩玻璃与维多利亚式的陈旧建筑可以裹藏的。
我和米露因为整个晚上的没有睡眠反而精神振奋。天亮以后，破例在起床铃响起之前胡乱地套了衣服出去晨练。
她是高个子短头发的女生，总是穿reebok男式的仔裤，t恤，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帆布腰带从衣裤边缘露出小半截，钥匙串就挂在这腰带上，走路时会有叮叮咚咚的声响。她的任何细节似乎都与温柔无关。
她站在罚球圈里时，表情是固执而认真的。投偏了会夸张地扁一扁嘴，而投中的时候则猛一挥拳头，吼一声“yes”像极了百事可乐广告里看到美女邻居找上门来的郭富城！
我一次次对自己说，如果她是个男生的话，我长大了一定嫁给他。可能这种想法不大健康。不过无所谓，心理老师说任何人的心理都不是完全健康的，这看不到摸不着的小小想法又算得了什么？
我和米露的亲密在圣若兰里是备受瞩目的，这情势也许不亚于任何港台明星的绯闻所引起的关注。原因可能是我是太像女孩子的女孩子，而她却有看上去太不像女孩子了。
我有灰色的大眼睛，有圆润的苹果脸，有粉红色的搭襻皮鞋，喜欢裙子胜于长裤所以，每每我和米露手拉手走在圣若兰的石板路上时，都会找来旁人若有所思的目光。
班主任“花儿”有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吞吞吐吐地说：“你和米露，好象很要好”我笑得前仰后合，确定地告诉他：“没错啊，我们是很要好。”然后我把卡通钱包掏出来，打开，给他看我和米露在地铁商城里拍的搂在一起做鬼脸的宝丽来快照。他无可奈何地撇撇嘴，再也说不出话来。
不过，在这些若有所思的目光中，最最让我难过的来自雪维。她不知为什么不喜欢我和米露在一起，她说米露是太现实太贪心的人，什么都想要，又在各种角色跳跃式的转换里几乎失去平衡。
你看米露什么都只想会一点点，不愿意深入。她钢琴就会弹那么一首曲子，书就看过那么几本。可是让人气结的是，她艺术节上弹了那一首，老师同学们都以为她会好多只不过钟爱这一首而已；文学沙龙时她就谈了谈她看过的那几本书，立刻就唬住一大片人，简直是诈骗。雪维面带不屑地说。
我说做朋友而已，雪维你太苛求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理想是做个杰出的家庭主妇。你看校训就要求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女强人。”注意，是女强人而不是无业游民！
她坚持说，兰，你是我的好朋友，可米露不是。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同在一个寝室里，我和米露很亲密。可是，雪维固执地不肯走近。
这个清晨，我和米露沿着石板路，幅度很小地跑动，五四楼、五一楼、莲花池、健美房熟悉的景物缓缓向后移去。
阳光是个好东西，真的。照在草坪上草就油亮油亮的；照在夹竹桃花上，花就鲜艳起来；我被阳光一照，也就可以淡忘了夜里的泪水与藏在泪水里的影子与梦想。
米露忽然对我说想考北方的大学，想看看那里说好听的北方话的男生，想吃那里的猪肉炖粉条，想看看冰天雪地里不同的人与不同的事。
然后她问我：“兰，那你呢？”她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那么遥远的是都想好了。
没想过，高三才刚开学嘛，志愿仿佛是太遥远的事。我信奉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我想我会留下来，守着这里熟悉的一切，还有那个偷走了我17岁泪水的卡其色的影子。
他说一年以后他会回来，所以我会留在原地等下去。
我得承认自己是个坏小孩，可能原本不是，或者原本坏水都在肚子里藏得好好的，可进了圣若兰女中，就是了。
校规不许在校学生穿有领无袖或无领有袖或既无领又无袖的衣服（大概符合条件的只有衬衫）上学，可是夏天的大太阳一照就无可救药地穿着运动t恤来上课了。校规不许穿拖鞋上夜自修，可是我说过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把脚在伸进皮鞋里去的，我宁愿做坏小孩也不做臭小孩。校规还不许“游吃”（边走路边吃东西），可天这样蓝，树这样绿，不买个甜筒冰淇淋边舔边散步真的会让美景空自浪费
于是，我就如此如此再那么那么地成了政教处的重点看防对象，也成了圣若兰女中里地地道道的坏小孩。
米露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和我不是一路货色——她是个好小孩。好小孩与坏小孩就像从襄阳路买来的阿玛尼皮包与巴黎春天买来的同款皮包一样。其实用起来也没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只不过看你怎么样给虚荣心一个说法罢了。区别只在于，好小孩做了坏事，老师总是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而坏小孩做了坏事，老师一准知道，并且是在第一时间。
所以，明明头天晚上是我和米露两个人一起猫着腰躲过门卫探照灯似的目光去影城看诺丁山的，可第二天到政教处报到的只有我一个人。米露当天的数学模拟卷考了一百四，谁会想到她头天晚上会看着休格兰特的英俊俏脸一会哭一会笑，两只眼睛开大炮呢？
我唯一做过了却没被老师发现的坏事是关于徐的。这可能是老天爷的一时疏忽，也可能这事从某种角度看过去并不算太坏。
忘了是哪个地方看到的观点，说高三的人一年只有一个季节——冬季。冬季是个需要找个人拥抱着取暖的季节，而高三则需要在机械的习题演练之外，给自己一个温暖的理由，如此而已。
所以，那一天遭遇徐纯属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知为什么，也许与身在女中有关，也许关系不大。反正遇到的大多数同龄男生在我眼里都与女孩子没什么差别。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既不是很男生也不是很女生，我可以轻易地和他们打打闹闹，也可以轻易地拍拍他们的脸或捏捏他们的鼻子就像苏城，如果在大街上他的某一句话“触犯”了我，那耳朵不被拧得红红的才怪！
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向。末了只能唐僧般地来一句：唉，成何体统！
他是我数学补课班的同门兄弟，就是在我眼里典型的不男不女的那种朋友。所以我对他说什么都理直气壮，他则咬牙切齿地叫我“八哥”反正我一直当他是哥儿们，想到他就像听到胡马嘶风或听到汉旗翻雾再或者梁山好汉把酒言欢的壮志凌云。
说来也怪，圣若兰女中里的女孩子们说起同龄男生，大多数的表情都是嘴一撇，眼睛朝上一翻，然后嘲讽地嘘一口气“哎，小男生”一派大姐大的风范。
可是，徐不一样。
我第一次站在他面前，就意识到自己无法像对苏那样坦然地对他，我甚至每次目光稍稍碰到他的目光，就会移开，生怕心思被他看个底朝天。在他的目光里，我往日的任性与骄傲都顷刻间灰飞，烟灭。
我无法了解徐的思维轨迹，我一直想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如果爱上一个女子，会说什么又会做什么。可是，申报的填字游戏会告诉你答案见下期，数学测验的答案只要等老师试卷讲评，这个问题的答案又要到何时何地才能知道呢？
毕竟他不是小男生，把他的年龄打上八折或七折也不是。他有着他那种年龄的人固有的沉默与锐利。
米露说，徐不是真的爱你，他只是寂寞了而已。而你也未必爱恋他，你只是身在女中，没有比较因而没有鉴别罢了。她看待问题总是没有修饰与温情可言，是事物就只有本质；是人，肯定只剩骷髅。
我不喜欢她的说法。
我固执地守着那个夏天徐眼中的怜爱，一直没怀疑过，手心里的曲线是因着他的出现而才如此纠缠不清的。
柴可夫斯基的土耳其进行曲响起来时，每天早操时间又到了。从12岁到18岁大大小小的女孩子们从学校的各个方位集中到莲花池前的运动场，总是由政教处主任的训话拉开序幕，然后绕着塑胶跑道呼拉拉地跑800米。跑完之后，尘土飞扬像是硝烟未散后的古战场似的。接下去还要做广播操。
班里的美女八宝、林薇她们照例是抱怨如此锻炼下去腿越来越粗，迟早某一天要变成大象。然后发誓要去医务室骗病假单，下次不出操了。可她们也知道医务室的老师是全校最聪明的老师。
这一天，米露大概是没睡觉所以有些缺氧，她用手捂着嘴悄悄对我说：“绕操场跑时，我们简直就像拉磨的驴——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还天旋地转！”
“可是你不转，鞭子会落下来。谁叫你是头蠢驴呢？”我捏捏她的手背，表示深有同感“不过我们快熬出头了，离毕业还有9个月而已。”
边说着余光一转，看到那边厢，花儿又在“关注”我们了。表情显得忧心忡忡的。
睬伊睐，我朝米露使了个眼色，更“恶心”地在她脸上香一记。反正高三了，圣若兰毕业班最流行的口头禅就是“who怕who啊！”真不明白，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怎么我们真的表现出友爱时，他们到紧张成这个样子？可口可乐！
2000年10月，我看到雪维站在大礼堂圣龛的凹洞里，有着干枯的天堂鸟花般的心事
把毛巾被塞进壁橱，又把厚厚的棉被请出来后不久，班主任花儿忽然说数学老师病了。周会来代课一段时间。人称周是黄继光，哪里有需要就会抱着书去堵“枪眼”不过，这要是换了花儿，学生们则会说他是闲的慌，放在周身上就成了高尚。
我注意到雪维原本转的噼呖叭啦的笔忽然间顿了一下，然后仿佛是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又转了起来，可是速度很慢。一次圆周运动，再一次，又一次，噙着些许惘然的味道。
我有点想知道她的表情，可是她的头发披散着，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我记得她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是一个很炎热的夏日午间，阳光透过夹竹桃树叶的缝隙掉在地下，发出滋滋的声响。高二的女生穿着校服的纱质白衬衫与黑裙子，站在大礼堂前圣龛的凹洞里，眉梢耷拉着，有着干枯的天堂鸟花般的暗红色的心事。
那个时候我们曾经走的很近，如果不是因为米露，我们现在也该是亲近的。
她咬着下嘴唇一遍遍地问我怎么办，怎么这样不争气地喜欢了一个无法走近的人。
我只是将她握成小拳头的手指关节一寸寸抚过，告诉她就会好的，长大了，等心里长出老茧了，一切就都好了。那时的天空是透明而轻柔的，有林子的地方，雾气未散。
周走进教室的时候，一向懒散而喧闹的文科班忽然静了一下。这种变化是十分微妙的。当讲台上不再是那个缓慢而严肃的中年妇人，却代之以一个清朗风趣的年轻男老师时，令文科班女生最头疼的解析几何或二次函数一时间都显得可爱起来。像是某种药，知道里面是苦，可是因着一层甜甜糖衣也就心甘情愿地吞了下去。
周说把书翻开来，下面就齐刷刷地把书翻开来，不是平时那种鱼目混珠地连漫画与时尚杂志同时都翻开，而是清一色的数字与图形。
雪维坐在不远的位置上依然把笔转得噼呖叭啦，清瘦的脸庞上找不到任何表情，一如每一次我和她去办公室交本子。
她是语文课代表，我是英语课代表。我们该走最右边的过道通往文科老师，才是最短的路程，可是她总是拉着我从数学组老师的桌子边走过去，脸上永远看不出喜怒哀乐。可是我知道她是想看到周的，不管他是坐在转椅上睡午觉还是弓着背改本子，甚至有时候他在狼吞虎咽毫无美感地扒饭。只要他在那儿就好。
周在黑板上出题目时，习惯性地把左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多或少有点脂粉气，米露也说，周像个装cool的小流氓。但这个全校女孩子中为数不少都会记在日记里的人物，就以这个姿势出完了一道图形令人眼花缭乱的解析几何。
然后他回过身来，对着一屋子的女孩子有点调皮地说：“你班谁叫雪维？”
雪维很明显地颤了一下，停止了对那支黑色水笔的折磨，缓缓地从位子上站起来。
周以他一贯轻松幽默的方式拱手作揖：“哦！久仰久仰，校刊上常能看到你的大作，才女同学，不知对黑板上的题目有何高见？”
教室里有细微的笑声，一掠而过。谁都知道雪维的数学成绩。150分的卷子，不管平均分是130还是70，她永远是90分出头一点点，而且是就那么一点点。聪明人该知道才女与数字白痴很多时候是可以画等号的。可周楞是没想到这一点，可见他实在算不上聪明蛋。
我想雪维是很想做出那道题来的。只是，很可惜。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有缺憾，却因为这个缺憾而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完美。
那天晚上的夜自修，雪维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完成数学作业。她坚持着不去问学委老陈借本子，也不要任何提示。只是一个人面对着坐标系上的抛物线冥思苦想，生自己的气。
我不知道该怎样帮她。
之后有一天，老陈去教师办公室问了“花儿”几个历史遗留问题，回来后，脸上的表情有点讪讪的。她貌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下次测验，恐怕雪维的分数该上三位数了吧。我看到周在帮她补课。”然后，她坐回位子插起耳机继续啃书。
教室里没有人说什么，可是我感觉到教室里有种恹恹的情绪还是悄悄地爬上来，从深处。
我在寝室楼的水房里碰到雪维时，离熄灯还有一刻钟。她越来越瘦了，眼睛显得特别大，依旧在神情里找不到线索的样子。
我们面对面站在上了岁数的水池旁，满手肥皂泡，洗着盆里的小衣。她的是纯白的，我的是粉红的，都是很年轻的颜色。
高三的女孩子们紧张了一天，这会儿都盥洗好，穿了睡衣，趿拉着拖鞋走来走去的，声音很吵。有的在洗水果，有的来扔薯片或牛奶的包装袋。谈论的话题里有舞棍歌星球王围棋圣手侃坛大将谦谦君子她们在尽一切可能让自己轻松下来。
我和雪维直到熄灯了也没洗完盆里的衣服，周围一下子沉入黑暗时，整个楼面还是会有尖叫声，然后是下饺子般的噼呖叭啦，再然后是床铺的吱吱嘎嘎，最后一切都归于寂静——有夹竹桃气息的寂静，温柔而古老。
雪维的脸庞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后来却转成比苍白更白的浅影。她开始轻轻地告诉我一些事情。她说，布布，我真的很不争气，周那么辛苦地帮我补课，可我每次在他身边根本无法思考。他说过的方法我做题目时总是想不起来用，而且我怕他看出我心里藏着的东西。
我说，他不是太聪明的人，除了会做数学题目以外跟白痴没什么两样。你要是相信我的看法，你就轻松了。
可是布布你知道，我不会相信你的话。她把水龙头开小，水流很细，似乎想把什么冲得淡一点。他喜欢海明威，对小说的见解很独特，他也喜欢完电脑游戏，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样有血有肉的人，你怎么说他是白痴？
我不想和她以这种方式谈周。毕竟，在圣若兰，他是公认的理想的好老师、大男孩、是英雄是偶像。要是我这“白痴说”被别人知道了，不被捏成蛋饼就是剁成肉酱，一定死得很不好看！
我把衣服漂洗干净，分别捞出来，挤干，借着远处间接透来的灯光挂在窗口。这样一系列的动作给予我充分的时间来思考。
雪维一声不响地靠过来，从背后抱着我，冰凉的泪水滴在我的肩膀上，整个人颤抖着，无助而惘然，像只受伤的小兽。
第一次，我看到雪维往日坚强与冷淡外表下的脆弱与泪水。她还是重复着那个夏天的句子：“怎么办？为什么会爱了一个无法走近的人？”
就是这一刹那，我决定以我的方式来帮雪维。因为高三一生只有一次，我不希望雪维有任何闪失。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女孩间的友谊是无比脆弱的，小时侯一起玩过家家游戏，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一碰到不能分享的东西就会反目成仇。可是像雪维这样的女孩子真的很难遇到，我要把她当珍稀动物保护起来。
于是，我附在她耳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我昨天找过周，我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雪维一下子抬起头来，用无比惊异的目光看着我。
我对她幅度很小地微笑，用手拍拍她的脸：“他说现在他无法给你承诺，因为他不能。如果你毕业以后还能回来找他，他会觉得幸福。”
我看到我的小魔法起了效力，虽然心里有点担心睡梦中的周会连打好几个喷嚏。
雪维不哭了，整个人被一种金色的光彩笼罩着，她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来适应自己情绪的变化，然后她关掉水龙头，沉默地拧干衣服。当她的衣服也挂在窗口时，目光里交替着满足和快乐。
小时候奶奶就教育我：说谎的孩子被狼吃。可是，如果有的谎言是可以治病救人的呢？
秋天越来越深了，草坪上的绒草开始泛黄。
早晨升旗仪式，校训依旧被发言的女学生们反复提到：“吃得苦中苦，方为女强人。”
站在草坪上的女孩子们听到得多了，连起先的吹气一样说一声“噗”表示无聊都懒得。
男老师做班主任的班级学生们照例是不听话的，不按要求穿校服出操，也不会站得很整齐。头发会梳成自己喜欢的各式各样，惟独没有符合政教主任审美观的。她们都深知男老师不喜欢管婆婆妈妈的事，而且他们也会心有余悸，怕自己女校呆久了会渐渐失去锐气。所以，大多数是很绅士的绅士。
而女老师带的班级却要视情况而定，中年的老教师通常不动声色却有威慑力，且很多自己就是圣若兰毕业的，举手见有着教会学校遗留的英式淑女风范。这样班级的女孩子肯定会乖乖地穿上白衬衫黑裙子，头发扎得很朴素，站立的时候是健美课训练过的丁字步。她们也许并不想这样，可他们别无选择。
年轻的女老师掉进女生堆里就很难找出来，她们是活跃而有朝气的，甚至会和学生们讨论esprit新一季的衣服式样与redearth的冰蓝眼影。我其实一直希望能有个美丽的年轻女子来做班主任，这样看着她，日子久了，自己也能成为小小美女一名。
谁知校长却派来了“花儿”
刘华实，男，安徽泗县人，年龄不详，皮肤黝黑，身高165cm，很strong。他自称大学硕士毕业刚一年，而全校的女孩子都觉得他足有40岁。
我原来在刚刚说很绅士的绅士时是不用加“大多数”这个前缀的，可是转而一想到花儿就觉得有加个定语的必要了。
他的名字其实是很好的一句成语改编的，他告诉我们是“春华秋实”可是雪维的古文功底很深厚，她当时就写了张纸条告诉我：“华”解为“花”之意。
于是，我们就淡忘了他的本名，而全校颇为默契地称他为“花儿”了。
平心而论，花儿是个好老师，只是他的好放到女中就显得不大协调。他不像别的男老师那样始终保持着恰倒好处的距离。像周，始终是一条水里的鱼，游的再近也隔着一段距离。
花儿和我们离得太近，缺点无限的大，也就无法拥有光辉的形象。
每天早上跑800米，老师们都站在莲花池边看着，只有花儿挤在班级最后一排的空档里边跑边喊口号。午休时，男老师们会三五成群地在教工休息室里斗地主，或是到草坪上踢足球，他却跑到教室里来查看民情。别的男老师对女孩子的小首饰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却义正词严地大声呵斥
所以花儿注定了在圣若兰里是落寞的。
女孩子们私下里把他的安徽口音普通话编了笑话，传得很欢。什么“奶奶拿牛奶”说成“赖赖拉刘赖”什么“有奶便是娘”说成“有赖便是粮”
后来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他说某个字被哄堂大笑时会很窘。
有点觉得他可怜。
中午，和米露盘踞在教室一角，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海阔天空。总是她先用一个长长的？一句不甚清晰的“没劲”加上我的评语“撑的”来结束这20分钟的“恳（啃）谈”然后我们例行公事地出去转一圈，到学校后门的小摊上挑几套精致的卡通信纸，再买几跟珍宝珠棒棒糖。回到三楼的教室里捧起历史书一阵狂背，下午的上课铃就响了。每天周而复始。
女中的高三生活像是浸泡了多次的茶包，只残余些清淡的香，却不再浓郁。
花儿在发现第11个没背出拿破伦历史功绩时，拍着桌子说：“说到底，你们不是为邓小平学，不是为无产阶级学，而是为自己学。”
我举双手赞成。
没想到，这一举动成了他的第12个猎获物，他说兰，你背一遍。
我照着书念了一遍。我念的时候，他为了知道正确与否也在低头看书，所以结果是他说：“很好，你的平时成绩记95分。”
全班哄堂。
他又一次莫名其妙地窘在那儿。
就像春节晚会上的小品，郭达总是演倒霉蛋。在圣若兰的舞台上这个角色就落在花儿身上。
食堂重建的时候，每天会有民工和我们一起出入饭厅。打饭的阿姨们免不了因为固有的地理优越感称民工们为“乡下人”再配上鄙夷的神情，给他们盛菜时勺子也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如果是番茄炒蛋肯定找不到蛋的影子，如果是干菜烧肉则肉肯定是大肥肉。
于是，花儿的轶事里又多了一幕。
一个没有任何特征的午饭时间，当我和米露进入饭厅时，看见花儿把脸贴在买饭的窗口玻璃上，五官压得扁扁的，用经典的安徽口音说：“我不是民工，我是高三的老师！”
我想他没有任何错，怪只怪他是个女中的男老师。
而周的每次出现却不同。
他走过时经常可以将很多学生的视线牵得又远又长。而每次教师节，他的桌子都会礼物堆得放不下。如果想把这种不同说得明确点，最好把他们放到女子网球大满冠赛场。
周算是俄罗斯美眉库尔尼科娃吧，那么花儿只好是达文波特。就算库尔尼科娃从没拿过任何正式比赛的女单冠军，可这丝毫不影响她鼓鼓的荷包与拥簇的尖叫。所以胖妞达文波特球技再好也只能买本小库的美人挂历装饰墙壁。
你看得懂也罢，看不懂也罢，反正就这么回事儿！
2000年11月，如果，17岁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某个人出现，美丽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月底了，补课班又该交钱了。
她把500元钱放在我的手心里，喋喋不休地说：“你要是考不上f大，我这钱就等于掉进了黄浦江。”
她是我老妈。
她说的话一点儿也没错。
所以，我躲进厕所对着镜子涂润唇膏时难免有些罪恶感。
一次50元的数学补课，她希望我的数学成绩可以和米露一样的出类拔萃，可是我却依然陷在徐走后的灰色情绪里拔不出脚来。一如曾经的每个周六，我把长发披散下来，别上带水钻的发夹，唇边留一抹浅笑，走在周末小街的人流里。我把这样的坚持当作一种纪念。
从周一到周无圈在圣若兰的女孩子堆里，仿佛已经失去了某种细微而鲜活的敏感，衣服脏了就脏了，头发油了就油了，举止十三就十三了。反正，如果17岁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某个人的出现，美丽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仿佛曾经也是在意过的，在那些与徐走得很近的日子里。裙裾的洁白与指尖的清洁，所有的这些细腻婉约的东西沿着一时间为x轴，地点为y轴的向下开口抛物线，在每次去见他时达到最高峰的顶点。然后随着又一个星期在圣若兰里的学习生活而下跌。如此反复。
去补课的路上，47路车上的广播在放王菲，曲子轰轰烈烈。
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那个时候也就是一朵花开的时候，他总是陪我乘47路到家门口，站在bubble旁边和我说再见。bubble是一棵好粗的梧桐树，树皮上被手闲的人刻了好多圈圈，像是气泡，徐就给它取了名字叫bubble。“行，今天就到这儿吧，”他把烟头一扔，决定了什么似的一甩额前滑落的头发。每次。
我就说：“好，就到这儿，bye。”
要是他没有及时把烟吸完，我就在一边等，看街上的人来人往，看卖草莓的小贩卖了一篮有一篮，然后他终于一扔烟头：“行，今天就到这儿了。”
我说：“好，就到这儿，bye！”
可是，有的人一转身就不在。
“神奇老头”的家里越来越像一个沙丁鱼罐头了，而我们则是心甘情愿来做沙丁鱼肉的。
据说在他的补课班里，每年都有数学考到满分的。我也不求能考那么高，只希望耳濡目染这么多节课能飞过h大的最低分数就行了。
苏城穿着橘红色的棉大衣，颜色鲜艳得让人晕眩。大概换了米露肯定会说他的品位实在刮三。她觉得“正点”的男生该穿黑色或灰色，可我觉得那是他内心深处的颜色，健康而明亮。
朝左几个碎步，绕过塑料脸盆加小木板制成的“凳子”再向前用脚尖挪几步，在他身边坐下来。
苏城问我圣若兰是不是四校联考其中一校。
是啊，没错。
他说那麻烦你考完之后把卷子借我看看好不好。
没问题，只是你怎样报答我呢？
我当真不是活雷锋，我猜他的答案是：待会儿，我请你吃晚饭。
他回答我的答案是：待会儿，我请你吃晚饭。
嘻嘻，天上掉晚餐，当然没理由说不！
当中休息时，神奇老头发上次测验的卷子。没发到我时，我心平气和地看着别人紧张地盖着卷子，神经质地叹气摇头搓手，不坏好意地互相打架，忽然觉得很无聊。
卷子像一片落叶飘落在我面前红红的，几个对号，几个小叉，一个清汤挂面的分数。
“需要努力啊！”老头很可亲。
试卷翻过来，我随手画了一张人脸，嘴角向下，一副手难的表情。有些不忍，用笔把嘴角向上引了引，半哭半笑，有似人生。
坐在前面的女孩回过头来：“你是圣若兰女中的？你们学校里是不是短发高个的女孩会被当作帅哥崇拜？”
沉默，给她一个不置可否的笑容。
可他旁边的小个子男生却不肯罢休，一张探询与猜测的恶俗面孔：“你们那里是不是师生恋或同性恋的比例特别高？”
大多数人面对“女校”这个概念时都会如此反应，我其实该见惯不怪了，却仍有点生气。我是不轻易表达不满的人，所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男扮女装到我们学校待一天呢？你就会知道究竟那是一个疯人院还是修道院，或者只是一所学校而已！”苏城在一边忍着笑，没吭声。
幸亏神奇老头的妻子（可惜她不是神奇老太）撑了个马甲袋来收钱，不然我的忍耐要挑战极限了。
每个人都把钱扔进马甲袋时都有点虔诚的味道，有似去庙里膜拜佛祖，跪上蒲团之前，总要投几个小钱进募捐箱，买个心里踏实。
苏城是个正人君子，因为他说话算话请我吃饭。整整一个下午的数学集训弄得我再多看一眼坐标就想要吐。男生女生们从黑暗的楼街过道一涌而出，像是挤一管沙拉酱一样尽情尽兴。
天气预报又失灵了，很细的雨成群结队地做着自由落体运动。
我伸出手，手心里很快聚了一潭水，清冷冷的，感觉却很寂寞。
苏城把银灰色的自行车推过来，人已经在紫色的雨披里藏得好好的。他说：“上来，你可以把头蒙在我的雨披里。”
我想起那个叫桔子红了的电视剧，一直因高三作业多而没有机会看，可剪辑的片子广告却看到好几遍。有这样一节：黄磊推着自行车，回过头来，朝那个女子说：“上来啊！”眼神清澈而明亮。
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把他的雨披扯过自己的头顶，于是整个人在黑暗里失去了视觉。只有他的气息，陌生而又温热。我的心里安静得吓到我自己。
进那个叫“年轻食代”的美食小铺之前，苏城的细心让我吃惊不小。
他翻出个马甲袋铺在我坐的自行车后座上，他说这样吃了饭出来，座位就全是干的。然后他又翻了一个出来套住自己的车座。
我猜他是双鱼座的男生。星座算命书上说这个星座的男生是最细腻而敏感的。
是上外附近很小的商铺，放了几张原木桌子，墙上是巨幅电影海报，简单而美好。
苏城为我点了招牌鲁肉饭与水果羹，自己则是鸡腿鲁肉饭与例汤。
boos大约是有点怀旧的人，放着过时却深情的曲子。一会儿是披头士全身心地唱“lovingistree，treeisnore。”忽而又变三毛，什么“我跨过操场的绿”以及“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
如果我老爸老妈知道的话算了，他们不会知道。
我收到圣若兰通知书时，他们就笑得很得意。他们认定我进了女中就不会遇到男生，所以也就进了“早恋”的保险箱。他们在这方面对我放120个心，从来不因为我晚回去两个小时而疑神疑鬼。
喂，你没事儿偷着乐干吗？苏城隔着桌子微笑着问我。
我回过神来，信口说：我在想你这样的男生怎么会跑到这种很“小资”的地方来吃饭？
那你觉得我该怎样解决温饱问题？
呃比如说，一手扶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捏着牛肉汉堡往嘴里塞，最好在下雨，这样就着雨水不容易噎着。
哈哈哈别天真了？你真的相信男女之间有很纯洁的友谊？米露在听我得意洋洋讲到敲了苏城一顿竹杠时不以为然地说。
当然，他和徐不一样。
可是，要我看异性间的友情到头来结局只有两种：要么他有女朋友了，他就疏远你。她像电台里情感热线的主持人。
“那另外一种呢？”我叫米露说下去。她的话总是这么没人情味儿，仿佛什么事都像数学题似的有个固定的公式在那儿，套上去一算，结果就出来了。
“那就是，他爱上你。”
他？苏城？呃哐铛，我倒！
2000年岁末，吸血鬼波诺达斯悠然地坐在摇椅上。
米露终于累了，我还以为她是钻石做的呢！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可她毕竟不是。她的绿色小颗粒昂立多邦忽然失去了魔力，她在历史测验时昏昏欲睡并且终于眼睛一阖就阖了三刻钟。谁都知道考历史就等于考写字速度，写得多分数就高。可是她却在节骨眼上睡着了。
我们在夜自修下课之后，极为放肆地躺在大礼堂前的草地上，身体张成大字，无限伸展地迎向夜空。
夜空因为不够干净或者是周围高楼灯光的原因，呈现出浅浅的玫瑰红，星星则将自己隐藏得很好，根本不见踪影。
米露轻声哼着歌，是水晶质地的一种声响。只有17岁的女孩才能让空气粒子颤动得如此动人。
希望，有种希望，在这漫漫黑暗中悄悄点亮。
坚强，有点坚强，像是我可以告别这忧伤。
她说：“烦死了！为什么人到高三，还要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活动？早知如此，当初决不把目标订为‘超级三脚猫’。这次艺术节，你说我们班能上什么节目吧？我就是想这个想的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米露，是你太贪心的缘故。你看你既想考进复旦，又不想人家叫你书呆子。你从没想过把手里的东西扔掉点儿吗？辩论、演讲、艺术节、排球赛这就是你无事忙现在看上去像个穿越了罗布泊的废汽车轮胎！”
她想了一会儿，打了个榧子，说：“不过换了别的学校所有活动都没有高三学生的份的，只有在圣若兰，高三与高一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样的要向‘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目标看齐，十八般武艺不全精通也要都能花拳绣腿来两招。”
“我在混中的同学课程表上只有高考的四门功课，她发现我们高三的课程表竟然有什么健美、家政、女子成材之类的足足笑了三分钟。”
然后我们自己也禁不住笑起来。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原因，像是酒鬼真的想喝酒的话不会在乎下酒菜是花生米还是大闸蟹一样。我们只是想笑，所以笑了，如此而已。
有时候我希望时间可以重新回到初三填志愿时的那一点，面对众多高中可以重新选择一次，还会方方正正地写上圣若兰女中的名字吗？如果不是，那我的生命轨迹又是怎样的抛物线或反函数曲线呢？
我不知道，真的无法想象。
穿过悬着宋氏三姐妹画像的长廊回教室时，那个火红投币电话旁依旧有长长的队伍。
女孩子们有的捧着教科书边看边往前挪，有的就一手插在裤袋里发呆，什么表情的都有。
这是全校唯一学生使用的公用电话，所在的地方原本是建校之初第一任校长的青铜塑像，后来不知为什么塑像被挪进了六一楼的大厅里。这个胖嘟嘟的电话机就取代了老校长的位置。
其实电话那一头是父母、是普通朋友还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人一看就知道。打电话给父母的总是将一块钱硬币发挥效益最大化原则，拿起所有的第一句话自然是“妈妈，我格是投币电话，阿拉讲到伊断特就算数。”第二句话接着很可能是“学堂要交xx费，天冷了，侬帮我送钱，被头来好哇？”
也有的女孩声音会压得很低，总是选择最简单的“是”、“哦”、“好的”来回答，这样的女孩通常是有故事的，脸上会在某一个时刻忽然浸润了水分般绽放成洁白的花朵。当然，只在确定政教处主任不会路过的前提下。
如果她放声大笑，讲的是很八卦或很“唐僧”的“轶事”那么那一头定然是自己的死党级人物，彼此交换所有的秘密，彼此懂得。
雪维是喜欢这个场景的，她经常穿着她的宽大的棉布衬衫站在二楼的柱子后看这长长的队伍，一看就是很久。她说观察一下她们的神情与衣饰，猜猜她们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她想得太多，心思太细，反倒把自己弄得很迷惑。人家谢霆锋就知道那些想太多的人一生一世都不会明白，可是... -->>
2000年9月，我们在圣若兰女中特有的夹竹桃气息里安静得失去语言。
黑暗中，米露似乎猜到了我泪水蠕动的轨迹。于是，以一种等待的姿势将手移到我眼角的边缘，当泪水爬出来的刹那，她轻轻一捻，我的所有湿润与咸涩都转而成了她指尖的负重。
我们在圣若兰女中特有的夹竹桃香气里安静失去语言。而雪维在对面的床上时而翻身转侧，我知道她并未睡着。
天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亮，宿监的手电筒灯光刚刚扫过，该是凌晨三点的光景。我和米露蜷缩在上铺的狭小空间里，把随身听的耳机一人一个，摸索着按了play键之后，沙瑞克鲁的歌声顺着一根导线爬上来。
i*velivedalife
alifethat’sfull
itravelledeachandeveryhighway
butmore
muchmorethanthis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歌词，有着衔接处不动声色的干净利落。被沙瑞一唱，让人想起光滑而坚硬的金属，泛着冷淡的光泽。
生活该是muchmorethanthis的。有时候，我和米露就在后操场的炮楼上眺望远方时，就会生出这样的想法。起码不仅仅是这所西区古老女校里的五彩玻璃与维多利亚式的陈旧建筑可以裹藏的。
我和米露因为整个晚上的没有睡眠反而精神振奋。天亮以后，破例在起床铃响起之前胡乱地套了衣服出去晨练。
她是高个子短头发的女生，总是穿reebok男式的仔裤，t恤，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帆布腰带从衣裤边缘露出小半截，钥匙串就挂在这腰带上，走路时会有叮叮咚咚的声响。她的任何细节似乎都与温柔无关。
她站在罚球圈里时，表情是固执而认真的。投偏了会夸张地扁一扁嘴，而投中的时候则猛一挥拳头，吼一声“yes”像极了百事可乐广告里看到美女邻居找上门来的郭富城！
我一次次对自己说，如果她是个男生的话，我长大了一定嫁给他。可能这种想法不大健康。不过无所谓，心理老师说任何人的心理都不是完全健康的，这看不到摸不着的小小想法又算得了什么？
我和米露的亲密在圣若兰里是备受瞩目的，这情势也许不亚于任何港台明星的绯闻所引起的关注。原因可能是我是太像女孩子的女孩子，而她却有看上去太不像女孩子了。
我有灰色的大眼睛，有圆润的苹果脸，有粉红色的搭襻皮鞋，喜欢裙子胜于长裤所以，每每我和米露手拉手走在圣若兰的石板路上时，都会找来旁人若有所思的目光。
班主任“花儿”有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吞吞吐吐地说：“你和米露，好象很要好”我笑得前仰后合，确定地告诉他：“没错啊，我们是很要好。”然后我把卡通钱包掏出来，打开，给他看我和米露在地铁商城里拍的搂在一起做鬼脸的宝丽来快照。他无可奈何地撇撇嘴，再也说不出话来。
不过，在这些若有所思的目光中，最最让我难过的来自雪维。她不知为什么不喜欢我和米露在一起，她说米露是太现实太贪心的人，什么都想要，又在各种角色跳跃式的转换里几乎失去平衡。
你看米露什么都只想会一点点，不愿意深入。她钢琴就会弹那么一首曲子，书就看过那么几本。可是让人气结的是，她艺术节上弹了那一首，老师同学们都以为她会好多只不过钟爱这一首而已；文学沙龙时她就谈了谈她看过的那几本书，立刻就唬住一大片人，简直是诈骗。雪维面带不屑地说。
我说做朋友而已，雪维你太苛求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理想是做个杰出的家庭主妇。你看校训就要求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女强人。”注意，是女强人而不是无业游民！
她坚持说，兰，你是我的好朋友，可米露不是。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同在一个寝室里，我和米露很亲密。可是，雪维固执地不肯走近。
这个清晨，我和米露沿着石板路，幅度很小地跑动，五四楼、五一楼、莲花池、健美房熟悉的景物缓缓向后移去。
阳光是个好东西，真的。照在草坪上草就油亮油亮的；照在夹竹桃花上，花就鲜艳起来；我被阳光一照，也就可以淡忘了夜里的泪水与藏在泪水里的影子与梦想。
米露忽然对我说想考北方的大学，想看看那里说好听的北方话的男生，想吃那里的猪肉炖粉条，想看看冰天雪地里不同的人与不同的事。
然后她问我：“兰，那你呢？”她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那么遥远的是都想好了。
没想过，高三才刚开学嘛，志愿仿佛是太遥远的事。我信奉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我想我会留下来，守着这里熟悉的一切，还有那个偷走了我17岁泪水的卡其色的影子。
他说一年以后他会回来，所以我会留在原地等下去。
我得承认自己是个坏小孩，可能原本不是，或者原本坏水都在肚子里藏得好好的，可进了圣若兰女中，就是了。
校规不许在校学生穿有领无袖或无领有袖或既无领又无袖的衣服（大概符合条件的只有衬衫）上学，可是夏天的大太阳一照就无可救药地穿着运动t恤来上课了。校规不许穿拖鞋上夜自修，可是我说过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把脚在伸进皮鞋里去的，我宁愿做坏小孩也不做臭小孩。校规还不许“游吃”（边走路边吃东西），可天这样蓝，树这样绿，不买个甜筒冰淇淋边舔边散步真的会让美景空自浪费
于是，我就如此如此再那么那么地成了政教处的重点看防对象，也成了圣若兰女中里地地道道的坏小孩。
米露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和我不是一路货色——她是个好小孩。好小孩与坏小孩就像从襄阳路买来的阿玛尼皮包与巴黎春天买来的同款皮包一样。其实用起来也没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只不过看你怎么样给虚荣心一个说法罢了。区别只在于，好小孩做了坏事，老师总是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而坏小孩做了坏事，老师一准知道，并且是在第一时间。
所以，明明头天晚上是我和米露两个人一起猫着腰躲过门卫探照灯似的目光去影城看诺丁山的，可第二天到政教处报到的只有我一个人。米露当天的数学模拟卷考了一百四，谁会想到她头天晚上会看着休格兰特的英俊俏脸一会哭一会笑，两只眼睛开大炮呢？
我唯一做过了却没被老师发现的坏事是关于徐的。这可能是老天爷的一时疏忽，也可能这事从某种角度看过去并不算太坏。
忘了是哪个地方看到的观点，说高三的人一年只有一个季节——冬季。冬季是个需要找个人拥抱着取暖的季节，而高三则需要在机械的习题演练之外，给自己一个温暖的理由，如此而已。
所以，那一天遭遇徐纯属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知为什么，也许与身在女中有关，也许关系不大。反正遇到的大多数同龄男生在我眼里都与女孩子没什么差别。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既不是很男生也不是很女生，我可以轻易地和他们打打闹闹，也可以轻易地拍拍他们的脸或捏捏他们的鼻子就像苏城，如果在大街上他的某一句话“触犯”了我，那耳朵不被拧得红红的才怪！
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向。末了只能唐僧般地来一句：唉，成何体统！
他是我数学补课班的同门兄弟，就是在我眼里典型的不男不女的那种朋友。所以我对他说什么都理直气壮，他则咬牙切齿地叫我“八哥”反正我一直当他是哥儿们，想到他就像听到胡马嘶风或听到汉旗翻雾再或者梁山好汉把酒言欢的壮志凌云。
说来也怪，圣若兰女中里的女孩子们说起同龄男生，大多数的表情都是嘴一撇，眼睛朝上一翻，然后嘲讽地嘘一口气“哎，小男生”一派大姐大的风范。
可是，徐不一样。
我第一次站在他面前，就意识到自己无法像对苏那样坦然地对他，我甚至每次目光稍稍碰到他的目光，就会移开，生怕心思被他看个底朝天。在他的目光里，我往日的任性与骄傲都顷刻间灰飞，烟灭。
我无法了解徐的思维轨迹，我一直想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如果爱上一个女子，会说什么又会做什么。可是，申报的填字游戏会告诉你答案见下期，数学测验的答案只要等老师试卷讲评，这个问题的答案又要到何时何地才能知道呢？
毕竟他不是小男生，把他的年龄打上八折或七折也不是。他有着他那种年龄的人固有的沉默与锐利。
米露说，徐不是真的爱你，他只是寂寞了而已。而你也未必爱恋他，你只是身在女中，没有比较因而没有鉴别罢了。她看待问题总是没有修饰与温情可言，是事物就只有本质；是人，肯定只剩骷髅。
我不喜欢她的说法。
我固执地守着那个夏天徐眼中的怜爱，一直没怀疑过，手心里的曲线是因着他的出现而才如此纠缠不清的。
柴可夫斯基的土耳其进行曲响起来时，每天早操时间又到了。从12岁到18岁大大小小的女孩子们从学校的各个方位集中到莲花池前的运动场，总是由政教处主任的训话拉开序幕，然后绕着塑胶跑道呼拉拉地跑800米。跑完之后，尘土飞扬像是硝烟未散后的古战场似的。接下去还要做广播操。
班里的美女八宝、林薇她们照例是抱怨如此锻炼下去腿越来越粗，迟早某一天要变成大象。然后发誓要去医务室骗病假单，下次不出操了。可她们也知道医务室的老师是全校最聪明的老师。
这一天，米露大概是没睡觉所以有些缺氧，她用手捂着嘴悄悄对我说：“绕操场跑时，我们简直就像拉磨的驴——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还天旋地转！”
“可是你不转，鞭子会落下来。谁叫你是头蠢驴呢？”我捏捏她的手背，表示深有同感“不过我们快熬出头了，离毕业还有9个月而已。”
边说着余光一转，看到那边厢，花儿又在“关注”我们了。表情显得忧心忡忡的。
睬伊睐，我朝米露使了个眼色，更“恶心”地在她脸上香一记。反正高三了，圣若兰毕业班最流行的口头禅就是“who怕who啊！”真不明白，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怎么我们真的表现出友爱时，他们到紧张成这个样子？可口可乐！
2000年10月，我看到雪维站在大礼堂圣龛的凹洞里，有着干枯的天堂鸟花般的心事
把毛巾被塞进壁橱，又把厚厚的棉被请出来后不久，班主任花儿忽然说数学老师病了。周会来代课一段时间。人称周是黄继光，哪里有需要就会抱着书去堵“枪眼”不过，这要是换了花儿，学生们则会说他是闲的慌，放在周身上就成了高尚。
我注意到雪维原本转的噼呖叭啦的笔忽然间顿了一下，然后仿佛是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又转了起来，可是速度很慢。一次圆周运动，再一次，又一次，噙着些许惘然的味道。
我有点想知道她的表情，可是她的头发披散着，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我记得她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是一个很炎热的夏日午间，阳光透过夹竹桃树叶的缝隙掉在地下，发出滋滋的声响。高二的女生穿着校服的纱质白衬衫与黑裙子，站在大礼堂前圣龛的凹洞里，眉梢耷拉着，有着干枯的天堂鸟花般的暗红色的心事。
那个时候我们曾经走的很近，如果不是因为米露，我们现在也该是亲近的。
她咬着下嘴唇一遍遍地问我怎么办，怎么这样不争气地喜欢了一个无法走近的人。
我只是将她握成小拳头的手指关节一寸寸抚过，告诉她就会好的，长大了，等心里长出老茧了，一切就都好了。那时的天空是透明而轻柔的，有林子的地方，雾气未散。
周走进教室的时候，一向懒散而喧闹的文科班忽然静了一下。这种变化是十分微妙的。当讲台上不再是那个缓慢而严肃的中年妇人，却代之以一个清朗风趣的年轻男老师时，令文科班女生最头疼的解析几何或二次函数一时间都显得可爱起来。像是某种药，知道里面是苦，可是因着一层甜甜糖衣也就心甘情愿地吞了下去。
周说把书翻开来，下面就齐刷刷地把书翻开来，不是平时那种鱼目混珠地连漫画与时尚杂志同时都翻开，而是清一色的数字与图形。
雪维坐在不远的位置上依然把笔转得噼呖叭啦，清瘦的脸庞上找不到任何表情，一如每一次我和她去办公室交本子。
她是语文课代表，我是英语课代表。我们该走最右边的过道通往文科老师，才是最短的路程，可是她总是拉着我从数学组老师的桌子边走过去，脸上永远看不出喜怒哀乐。可是我知道她是想看到周的，不管他是坐在转椅上睡午觉还是弓着背改本子，甚至有时候他在狼吞虎咽毫无美感地扒饭。只要他在那儿就好。
周在黑板上出题目时，习惯性地把左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多或少有点脂粉气，米露也说，周像个装cool的小流氓。但这个全校女孩子中为数不少都会记在日记里的人物，就以这个姿势出完了一道图形令人眼花缭乱的解析几何。
然后他回过身来，对着一屋子的女孩子有点调皮地说：“你班谁叫雪维？”
雪维很明显地颤了一下，停止了对那支黑色水笔的折磨，缓缓地从位子上站起来。
周以他一贯轻松幽默的方式拱手作揖：“哦！久仰久仰，校刊上常能看到你的大作，才女同学，不知对黑板上的题目有何高见？”
教室里有细微的笑声，一掠而过。谁都知道雪维的数学成绩。150分的卷子，不管平均分是130还是70，她永远是90分出头一点点，而且是就那么一点点。聪明人该知道才女与数字白痴很多时候是可以画等号的。可周楞是没想到这一点，可见他实在算不上聪明蛋。
我想雪维是很想做出那道题来的。只是，很可惜。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有缺憾，却因为这个缺憾而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完美。
那天晚上的夜自修，雪维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完成数学作业。她坚持着不去问学委老陈借本子，也不要任何提示。只是一个人面对着坐标系上的抛物线冥思苦想，生自己的气。
我不知道该怎样帮她。
之后有一天，老陈去教师办公室问了“花儿”几个历史遗留问题，回来后，脸上的表情有点讪讪的。她貌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下次测验，恐怕雪维的分数该上三位数了吧。我看到周在帮她补课。”然后，她坐回位子插起耳机继续啃书。
教室里没有人说什么，可是我感觉到教室里有种恹恹的情绪还是悄悄地爬上来，从深处。
我在寝室楼的水房里碰到雪维时，离熄灯还有一刻钟。她越来越瘦了，眼睛显得特别大，依旧在神情里找不到线索的样子。
我们面对面站在上了岁数的水池旁，满手肥皂泡，洗着盆里的小衣。她的是纯白的，我的是粉红的，都是很年轻的颜色。
高三的女孩子们紧张了一天，这会儿都盥洗好，穿了睡衣，趿拉着拖鞋走来走去的，声音很吵。有的在洗水果，有的来扔薯片或牛奶的包装袋。谈论的话题里有舞棍歌星球王围棋圣手侃坛大将谦谦君子她们在尽一切可能让自己轻松下来。
我和雪维直到熄灯了也没洗完盆里的衣服，周围一下子沉入黑暗时，整个楼面还是会有尖叫声，然后是下饺子般的噼呖叭啦，再然后是床铺的吱吱嘎嘎，最后一切都归于寂静——有夹竹桃气息的寂静，温柔而古老。
雪维的脸庞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后来却转成比苍白更白的浅影。她开始轻轻地告诉我一些事情。她说，布布，我真的很不争气，周那么辛苦地帮我补课，可我每次在他身边根本无法思考。他说过的方法我做题目时总是想不起来用，而且我怕他看出我心里藏着的东西。
我说，他不是太聪明的人，除了会做数学题目以外跟白痴没什么两样。你要是相信我的看法，你就轻松了。
可是布布你知道，我不会相信你的话。她把水龙头开小，水流很细，似乎想把什么冲得淡一点。他喜欢海明威，对小说的见解很独特，他也喜欢完电脑游戏，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样有血有肉的人，你怎么说他是白痴？
我不想和她以这种方式谈周。毕竟，在圣若兰，他是公认的理想的好老师、大男孩、是英雄是偶像。要是我这“白痴说”被别人知道了，不被捏成蛋饼就是剁成肉酱，一定死得很不好看！
我把衣服漂洗干净，分别捞出来，挤干，借着远处间接透来的灯光挂在窗口。这样一系列的动作给予我充分的时间来思考。
雪维一声不响地靠过来，从背后抱着我，冰凉的泪水滴在我的肩膀上，整个人颤抖着，无助而惘然，像只受伤的小兽。
第一次，我看到雪维往日坚强与冷淡外表下的脆弱与泪水。她还是重复着那个夏天的句子：“怎么办？为什么会爱了一个无法走近的人？”
就是这一刹那，我决定以我的方式来帮雪维。因为高三一生只有一次，我不希望雪维有任何闪失。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女孩间的友谊是无比脆弱的，小时侯一起玩过家家游戏，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一碰到不能分享的东西就会反目成仇。可是像雪维这样的女孩子真的很难遇到，我要把她当珍稀动物保护起来。
于是，我附在她耳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我昨天找过周，我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雪维一下子抬起头来，用无比惊异的目光看着我。
我对她幅度很小地微笑，用手拍拍她的脸：“他说现在他无法给你承诺，因为他不能。如果你毕业以后还能回来找他，他会觉得幸福。”
我看到我的小魔法起了效力，虽然心里有点担心睡梦中的周会连打好几个喷嚏。
雪维不哭了，整个人被一种金色的光彩笼罩着，她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来适应自己情绪的变化，然后她关掉水龙头，沉默地拧干衣服。当她的衣服也挂在窗口时，目光里交替着满足和快乐。
小时候奶奶就教育我：说谎的孩子被狼吃。可是，如果有的谎言是可以治病救人的呢？
秋天越来越深了，草坪上的绒草开始泛黄。
早晨升旗仪式，校训依旧被发言的女学生们反复提到：“吃得苦中苦，方为女强人。”
站在草坪上的女孩子们听到得多了，连起先的吹气一样说一声“噗”表示无聊都懒得。
男老师做班主任的班级学生们照例是不听话的，不按要求穿校服出操，也不会站得很整齐。头发会梳成自己喜欢的各式各样，惟独没有符合政教主任审美观的。她们都深知男老师不喜欢管婆婆妈妈的事，而且他们也会心有余悸，怕自己女校呆久了会渐渐失去锐气。所以，大多数是很绅士的绅士。
而女老师带的班级却要视情况而定，中年的老教师通常不动声色却有威慑力，且很多自己就是圣若兰毕业的，举手见有着教会学校遗留的英式淑女风范。这样班级的女孩子肯定会乖乖地穿上白衬衫黑裙子，头发扎得很朴素，站立的时候是健美课训练过的丁字步。她们也许并不想这样，可他们别无选择。
年轻的女老师掉进女生堆里就很难找出来，她们是活跃而有朝气的，甚至会和学生们讨论esprit新一季的衣服式样与redearth的冰蓝眼影。我其实一直希望能有个美丽的年轻女子来做班主任，这样看着她，日子久了，自己也能成为小小美女一名。
谁知校长却派来了“花儿”
刘华实，男，安徽泗县人，年龄不详，皮肤黝黑，身高165cm，很strong。他自称大学硕士毕业刚一年，而全校的女孩子都觉得他足有40岁。
我原来在刚刚说很绅士的绅士时是不用加“大多数”这个前缀的，可是转而一想到花儿就觉得有加个定语的必要了。
他的名字其实是很好的一句成语改编的，他告诉我们是“春华秋实”可是雪维的古文功底很深厚，她当时就写了张纸条告诉我：“华”解为“花”之意。
于是，我们就淡忘了他的本名，而全校颇为默契地称他为“花儿”了。
平心而论，花儿是个好老师，只是他的好放到女中就显得不大协调。他不像别的男老师那样始终保持着恰倒好处的距离。像周，始终是一条水里的鱼，游的再近也隔着一段距离。
花儿和我们离得太近，缺点无限的大，也就无法拥有光辉的形象。
每天早上跑800米，老师们都站在莲花池边看着，只有花儿挤在班级最后一排的空档里边跑边喊口号。午休时，男老师们会三五成群地在教工休息室里斗地主，或是到草坪上踢足球，他却跑到教室里来查看民情。别的男老师对女孩子的小首饰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却义正词严地大声呵斥
所以花儿注定了在圣若兰里是落寞的。
女孩子们私下里把他的安徽口音普通话编了笑话，传得很欢。什么“奶奶拿牛奶”说成“赖赖拉刘赖”什么“有奶便是娘”说成“有赖便是粮”
后来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他说某个字被哄堂大笑时会很窘。
有点觉得他可怜。
中午，和米露盘踞在教室一角，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海阔天空。总是她先用一个长长的？一句不甚清晰的“没劲”加上我的评语“撑的”来结束这20分钟的“恳（啃）谈”然后我们例行公事地出去转一圈，到学校后门的小摊上挑几套精致的卡通信纸，再买几跟珍宝珠棒棒糖。回到三楼的教室里捧起历史书一阵狂背，下午的上课铃就响了。每天周而复始。
女中的高三生活像是浸泡了多次的茶包，只残余些清淡的香，却不再浓郁。
花儿在发现第11个没背出拿破伦历史功绩时，拍着桌子说：“说到底，你们不是为邓小平学，不是为无产阶级学，而是为自己学。”
我举双手赞成。
没想到，这一举动成了他的第12个猎获物，他说兰，你背一遍。
我照着书念了一遍。我念的时候，他为了知道正确与否也在低头看书，所以结果是他说：“很好，你的平时成绩记95分。”
全班哄堂。
他又一次莫名其妙地窘在那儿。
就像春节晚会上的小品，郭达总是演倒霉蛋。在圣若兰的舞台上这个角色就落在花儿身上。
食堂重建的时候，每天会有民工和我们一起出入饭厅。打饭的阿姨们免不了因为固有的地理优越感称民工们为“乡下人”再配上鄙夷的神情，给他们盛菜时勺子也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如果是番茄炒蛋肯定找不到蛋的影子，如果是干菜烧肉则肉肯定是大肥肉。
于是，花儿的轶事里又多了一幕。
一个没有任何特征的午饭时间，当我和米露进入饭厅时，看见花儿把脸贴在买饭的窗口玻璃上，五官压得扁扁的，用经典的安徽口音说：“我不是民工，我是高三的老师！”
我想他没有任何错，怪只怪他是个女中的男老师。
而周的每次出现却不同。
他走过时经常可以将很多学生的视线牵得又远又长。而每次教师节，他的桌子都会礼物堆得放不下。如果想把这种不同说得明确点，最好把他们放到女子网球大满冠赛场。
周算是俄罗斯美眉库尔尼科娃吧，那么花儿只好是达文波特。就算库尔尼科娃从没拿过任何正式比赛的女单冠军，可这丝毫不影响她鼓鼓的荷包与拥簇的尖叫。所以胖妞达文波特球技再好也只能买本小库的美人挂历装饰墙壁。
你看得懂也罢，看不懂也罢，反正就这么回事儿！
2000年11月，如果，17岁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某个人出现，美丽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月底了，补课班又该交钱了。
她把500元钱放在我的手心里，喋喋不休地说：“你要是考不上f大，我这钱就等于掉进了黄浦江。”
她是我老妈。
她说的话一点儿也没错。
所以，我躲进厕所对着镜子涂润唇膏时难免有些罪恶感。
一次50元的数学补课，她希望我的数学成绩可以和米露一样的出类拔萃，可是我却依然陷在徐走后的灰色情绪里拔不出脚来。一如曾经的每个周六，我把长发披散下来，别上带水钻的发夹，唇边留一抹浅笑，走在周末小街的人流里。我把这样的坚持当作一种纪念。
从周一到周无圈在圣若兰的女孩子堆里，仿佛已经失去了某种细微而鲜活的敏感，衣服脏了就脏了，头发油了就油了，举止十三就十三了。反正，如果17岁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某个人的出现，美丽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仿佛曾经也是在意过的，在那些与徐走得很近的日子里。裙裾的洁白与指尖的清洁，所有的这些细腻婉约的东西沿着一时间为x轴，地点为y轴的向下开口抛物线，在每次去见他时达到最高峰的顶点。然后随着又一个星期在圣若兰里的学习生活而下跌。如此反复。
去补课的路上，47路车上的广播在放王菲，曲子轰轰烈烈。
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那个时候也就是一朵花开的时候，他总是陪我乘47路到家门口，站在bubble旁边和我说再见。bubble是一棵好粗的梧桐树，树皮上被手闲的人刻了好多圈圈，像是气泡，徐就给它取了名字叫bubble。“行，今天就到这儿吧，”他把烟头一扔，决定了什么似的一甩额前滑落的头发。每次。
我就说：“好，就到这儿，bye。”
要是他没有及时把烟吸完，我就在一边等，看街上的人来人往，看卖草莓的小贩卖了一篮有一篮，然后他终于一扔烟头：“行，今天就到这儿了。”
我说：“好，就到这儿，bye！”
可是，有的人一转身就不在。
“神奇老头”的家里越来越像一个沙丁鱼罐头了，而我们则是心甘情愿来做沙丁鱼肉的。
据说在他的补课班里，每年都有数学考到满分的。我也不求能考那么高，只希望耳濡目染这么多节课能飞过h大的最低分数就行了。
苏城穿着橘红色的棉大衣，颜色鲜艳得让人晕眩。大概换了米露肯定会说他的品位实在刮三。她觉得“正点”的男生该穿黑色或灰色，可我觉得那是他内心深处的颜色，健康而明亮。
朝左几个碎步，绕过塑料脸盆加小木板制成的“凳子”再向前用脚尖挪几步，在他身边坐下来。
苏城问我圣若兰是不是四校联考其中一校。
是啊，没错。
他说那麻烦你考完之后把卷子借我看看好不好。
没问题，只是你怎样报答我呢？
我当真不是活雷锋，我猜他的答案是：待会儿，我请你吃晚饭。
他回答我的答案是：待会儿，我请你吃晚饭。
嘻嘻，天上掉晚餐，当然没理由说不！
当中休息时，神奇老头发上次测验的卷子。没发到我时，我心平气和地看着别人紧张地盖着卷子，神经质地叹气摇头搓手，不坏好意地互相打架，忽然觉得很无聊。
卷子像一片落叶飘落在我面前红红的，几个对号，几个小叉，一个清汤挂面的分数。
“需要努力啊！”老头很可亲。
试卷翻过来，我随手画了一张人脸，嘴角向下，一副手难的表情。有些不忍，用笔把嘴角向上引了引，半哭半笑，有似人生。
坐在前面的女孩回过头来：“你是圣若兰女中的？你们学校里是不是短发高个的女孩会被当作帅哥崇拜？”
沉默，给她一个不置可否的笑容。
可他旁边的小个子男生却不肯罢休，一张探询与猜测的恶俗面孔：“你们那里是不是师生恋或同性恋的比例特别高？”
大多数人面对“女校”这个概念时都会如此反应，我其实该见惯不怪了，却仍有点生气。我是不轻易表达不满的人，所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男扮女装到我们学校待一天呢？你就会知道究竟那是一个疯人院还是修道院，或者只是一所学校而已！”苏城在一边忍着笑，没吭声。
幸亏神奇老头的妻子（可惜她不是神奇老太）撑了个马甲袋来收钱，不然我的忍耐要挑战极限了。
每个人都把钱扔进马甲袋时都有点虔诚的味道，有似去庙里膜拜佛祖，跪上蒲团之前，总要投几个小钱进募捐箱，买个心里踏实。
苏城是个正人君子，因为他说话算话请我吃饭。整整一个下午的数学集训弄得我再多看一眼坐标就想要吐。男生女生们从黑暗的楼街过道一涌而出，像是挤一管沙拉酱一样尽情尽兴。
天气预报又失灵了，很细的雨成群结队地做着自由落体运动。
我伸出手，手心里很快聚了一潭水，清冷冷的，感觉却很寂寞。
苏城把银灰色的自行车推过来，人已经在紫色的雨披里藏得好好的。他说：“上来，你可以把头蒙在我的雨披里。”
我想起那个叫桔子红了的电视剧，一直因高三作业多而没有机会看，可剪辑的片子广告却看到好几遍。有这样一节：黄磊推着自行车，回过头来，朝那个女子说：“上来啊！”眼神清澈而明亮。
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把他的雨披扯过自己的头顶，于是整个人在黑暗里失去了视觉。只有他的气息，陌生而又温热。我的心里安静得吓到我自己。
进那个叫“年轻食代”的美食小铺之前，苏城的细心让我吃惊不小。
他翻出个马甲袋铺在我坐的自行车后座上，他说这样吃了饭出来，座位就全是干的。然后他又翻了一个出来套住自己的车座。
我猜他是双鱼座的男生。星座算命书上说这个星座的男生是最细腻而敏感的。
是上外附近很小的商铺，放了几张原木桌子，墙上是巨幅电影海报，简单而美好。
苏城为我点了招牌鲁肉饭与水果羹，自己则是鸡腿鲁肉饭与例汤。
boos大约是有点怀旧的人，放着过时却深情的曲子。一会儿是披头士全身心地唱“lovingistree，treeisnore。”忽而又变三毛，什么“我跨过操场的绿”以及“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
如果我老爸老妈知道的话算了，他们不会知道。
我收到圣若兰通知书时，他们就笑得很得意。他们认定我进了女中就不会遇到男生，所以也就进了“早恋”的保险箱。他们在这方面对我放120个心，从来不因为我晚回去两个小时而疑神疑鬼。
喂，你没事儿偷着乐干吗？苏城隔着桌子微笑着问我。
我回过神来，信口说：我在想你这样的男生怎么会跑到这种很“小资”的地方来吃饭？
那你觉得我该怎样解决温饱问题？
呃比如说，一手扶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捏着牛肉汉堡往嘴里塞，最好在下雨，这样就着雨水不容易噎着。
哈哈哈别天真了？你真的相信男女之间有很纯洁的友谊？米露在听我得意洋洋讲到敲了苏城一顿竹杠时不以为然地说。
当然，他和徐不一样。
可是，要我看异性间的友情到头来结局只有两种：要么他有女朋友了，他就疏远你。她像电台里情感热线的主持人。
“那另外一种呢？”我叫米露说下去。她的话总是这么没人情味儿，仿佛什么事都像数学题似的有个固定的公式在那儿，套上去一算，结果就出来了。
“那就是，他爱上你。”
他？苏城？呃哐铛，我倒！
2000年岁末，吸血鬼波诺达斯悠然地坐在摇椅上。
米露终于累了，我还以为她是钻石做的呢！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可她毕竟不是。她的绿色小颗粒昂立多邦忽然失去了魔力，她在历史测验时昏昏欲睡并且终于眼睛一阖就阖了三刻钟。谁都知道考历史就等于考写字速度，写得多分数就高。可是她却在节骨眼上睡着了。
我们在夜自修下课之后，极为放肆地躺在大礼堂前的草地上，身体张成大字，无限伸展地迎向夜空。
夜空因为不够干净或者是周围高楼灯光的原因，呈现出浅浅的玫瑰红，星星则将自己隐藏得很好，根本不见踪影。
米露轻声哼着歌，是水晶质地的一种声响。只有17岁的女孩才能让空气粒子颤动得如此动人。
希望，有种希望，在这漫漫黑暗中悄悄点亮。
坚强，有点坚强，像是我可以告别这忧伤。
她说：“烦死了！为什么人到高三，还要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活动？早知如此，当初决不把目标订为‘超级三脚猫’。这次艺术节，你说我们班能上什么节目吧？我就是想这个想的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米露，是你太贪心的缘故。你看你既想考进复旦，又不想人家叫你书呆子。你从没想过把手里的东西扔掉点儿吗？辩论、演讲、艺术节、排球赛这就是你无事忙现在看上去像个穿越了罗布泊的废汽车轮胎！”
她想了一会儿，打了个榧子，说：“不过换了别的学校所有活动都没有高三学生的份的，只有在圣若兰，高三与高一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样的要向‘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目标看齐，十八般武艺不全精通也要都能花拳绣腿来两招。”
“我在混中的同学课程表上只有高考的四门功课，她发现我们高三的课程表竟然有什么健美、家政、女子成材之类的足足笑了三分钟。”
然后我们自己也禁不住笑起来。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原因，像是酒鬼真的想喝酒的话不会在乎下酒菜是花生米还是大闸蟹一样。我们只是想笑，所以笑了，如此而已。
有时候我希望时间可以重新回到初三填志愿时的那一点，面对众多高中可以重新选择一次，还会方方正正地写上圣若兰女中的名字吗？如果不是，那我的生命轨迹又是怎样的抛物线或反函数曲线呢？
我不知道，真的无法想象。
穿过悬着宋氏三姐妹画像的长廊回教室时，那个火红投币电话旁依旧有长长的队伍。
女孩子们有的捧着教科书边看边往前挪，有的就一手插在裤袋里发呆，什么表情的都有。
这是全校唯一学生使用的公用电话，所在的地方原本是建校之初第一任校长的青铜塑像，后来不知为什么塑像被挪进了六一楼的大厅里。这个胖嘟嘟的电话机就取代了老校长的位置。
其实电话那一头是父母、是普通朋友还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人一看就知道。打电话给父母的总是将一块钱硬币发挥效益最大化原则，拿起所有的第一句话自然是“妈妈，我格是投币电话，阿拉讲到伊断特就算数。”第二句话接着很可能是“学堂要交xx费，天冷了，侬帮我送钱，被头来好哇？”
也有的女孩声音会压得很低，总是选择最简单的“是”、“哦”、“好的”来回答，这样的女孩通常是有故事的，脸上会在某一个时刻忽然浸润了水分般绽放成洁白的花朵。当然，只在确定政教处主任不会路过的前提下。
如果她放声大笑，讲的是很八卦或很“唐僧”的“轶事”那么那一头定然是自己的死党级人物，彼此交换所有的秘密，彼此懂得。
雪维是喜欢这个场景的，她经常穿着她的宽大的棉布衬衫站在二楼的柱子后看这长长的队伍，一看就是很久。她说观察一下她们的神情与衣饰，猜猜她们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她想得太多，心思太细，反倒把自己弄得很迷惑。人家谢霆锋就知道那些想太多的人一生一世都不会明白，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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