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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工作3000美元，这是赵师傅从中国来到这里工作的最大动力，虽然工资比国内高出数倍，但人身和财产安全却是家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初到利比里亚的时候，赵师傅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这是个刚结束战乱不久的国家，百废待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幸亏这几年中国派出了维和警察防暴队，让他的心里多了几分底气。“格林维尔地区也有其他国家的防暴队在驻守，与咱们国家的防暴队比，他们的装备、精神都远远落后于你们，人更是没有咱们的小伙子们神气。每次看到黑色的中国警察服装（注：其他国家的防暴队都是以草绿色服装为主），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自豪感，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我希望你们多过来巡逻。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一点土特产，请你们收下吧！“赵师傅热情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大堆的零食，但遭到了队员婉转的拒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在国内大力提倡，在国外，更需要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树立好中国防暴队形象。
临走的时候，赵师傅依依不舍地送别执勤小队，走了一程又一程，执勤小队几次告诉他不用送了，他都不依，在他心里，似乎已经预感到这一次告别，可能以后再难相见了。在异国他乡看到黄皮肤的中国人，是比亲人更亲，况且是祖国派出来保护他们的警察。
4月18日，根据防暴队安排，马儀超从格林维尔归建到蒙罗维亚，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赵师傅了。
归建到蒙罗维亚自由港新营区后，接触到的中国人更多了。自由港新营区原来是尼泊尔防暴队的营地，只能供120人居住。而中国防暴队的队伍有140人，这就意味着在他们营地原有的基础上，必须加建集装箱板房；考虑到马上要面临勤务，必须有专门的训练场，营地的地面要浇筑水泥；营地地处繁华地区，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岗亭和掩体也要加强。在经过综合考虑后，防暴队徐晓伟政委和队部一班人在当地寻找建筑商进行修建新营地。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经过排摸，当地做建筑工程的中国企业居然有13家！而且规模都不小。
在经过层层筛选后，中国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了中标企业，过来负责营地实际建设的是一个叫老田的“包工头”。老田是山东人，他手下有十多个蓝领工人，全部都是山东过来的。老田很憨厚，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跟队员们坐在一块聊天。老田告诉队员们，他在利比里亚做工程已经有七八年了，刚过来的时候，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工程做起来速度很慢。老田还清楚记得，在出国前，老是在担心语言交流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文化不高的底层小包工头，不要说英语一窍不通，连普通话也是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
出国做工程不像是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出访，不可能长期带着翻译，手底下几十号人，都是技术上的蓝领，剩下的工作是聘请的当地人，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技术工人要对他们进行指导。所以工程接到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确实比较痛苦，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就是那里出了岔子，责任谁都不能怪，要怪就怪语言不通、词不达意。幸亏都是小问题、小岔子，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正当老田为了英语交流的问题苦恼时，一件偶然的小事改变了他的困境。
老田手下的当地劳动工人中有一个叫“阿杜”的，一天跑过来找老田，结结巴巴告诉老田，想让老田教他中国话。老田很奇怪，这个连英语都带着浓重非洲口音的本地人，学中国话干什么呢？阿杜告诉老田，他学中国话，一来是为了方便与老田等师傅们的交流，工作中少犯错，二来是阿杜非常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国家内战结束，以后会逐步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开放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大，中国过来做生意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能说中国话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当地人讲中国话，就好比国内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那会，能说英语的中国人在街上随便飚几句就让人感觉很牛逼，好像“假洋鬼子”一样处处高人一等。所以为了在家人朋友中倍有面子，阿杜必须得学中国话。
老田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启发，与其自己痛苦地学英语，不如教会当地人中国普通话，双方互惠互利。就这样，在老田手底下干活的当地人，基本都能操着一口比较流利的山东话。请注意，山东话，不是纯粹的国语，而是饶舌的山东话。尤其是阿杜，还当上了老田的助手，从一名普通的工人被提拔为组长，步入了当地的“金领”阶层。
当得知这次过来承担的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的营建任务后，老田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为中国人干活，于是决心要在队员们面前抖抖威风，他要求当地工人看到防暴队的队员一律要用“你好”进行问候，下班要跟营区警卫说“再见”，看到装备整齐的队员要立正敬礼——尽管从马儀超比较专业的角度，好几次看到都是歪歪斜斜的——但这是老田间接表达了对队员的一种尊重。
“看到你们年轻的脸庞我感到一种安全与亲切，听到营区内到处充满了中国话更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我希望工程不要结束，一直到你们撤离的那一天。”憨厚的老田笑眯眯地说。
马儀超的小故事给徐晓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他决定要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是徐晓伟开明的地方。尽管他是中国防暴队“一把手”，但他却从不认为一切事务都由自己决策，毕竟一个人的头脑思考是有限度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尤其是在维和任务区，大家的智慧都是无限的，能充分调动起来，所起的作用比战斗力要强大无数倍。
于是，他决定召集大家专门开会研究这个事情。
会议上，徐晓伟问大家道：“对于在利比里亚开展群众工作，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
由于会议前已经把议题通知了众人，所以大家回答得十分踊跃。
黄侃首先发了言，说：“我提个建议。咱们来到蒙罗维亚后，前期一直在营建，与华人打交道不多。我觉得要开展好群众工作，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在蒙罗维亚，知道我们有能力在蒙罗维亚开展好维和工作，同时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保障力量。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八一’建军节前开展一次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华人与中企来参观营区。同时，与他们开展一次互动交流，听听他们的建议，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提供什么，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合作的方式有哪些，等等。”
王侣仁接着说：“我赞成黄侃同志的提议，我补充一点，不管他们需要什么，我想首先肯定是安全。我的建议是，从现在起，咱们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筛选一下华人的聚集区和中企的位置，在巡逻的时候有意识地多到那里走走，增强他们的见警率。从上次黄志渊遇到的华人跟踪事件看，咱们在蒙罗维亚的华人圈知名度还是不够高，很多华人还不知... -->>
每月工作3000美元，这是赵师傅从中国来到这里工作的最大动力，虽然工资比国内高出数倍，但人身和财产安全却是家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初到利比里亚的时候，赵师傅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这是个刚结束战乱不久的国家，百废待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幸亏这几年中国派出了维和警察防暴队，让他的心里多了几分底气。“格林维尔地区也有其他国家的防暴队在驻守，与咱们国家的防暴队比，他们的装备、精神都远远落后于你们，人更是没有咱们的小伙子们神气。每次看到黑色的中国警察服装（注：其他国家的防暴队都是以草绿色服装为主），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自豪感，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我希望你们多过来巡逻。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一点土特产，请你们收下吧！“赵师傅热情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大堆的零食，但遭到了队员婉转的拒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在国内大力提倡，在国外，更需要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树立好中国防暴队形象。
临走的时候，赵师傅依依不舍地送别执勤小队，走了一程又一程，执勤小队几次告诉他不用送了，他都不依，在他心里，似乎已经预感到这一次告别，可能以后再难相见了。在异国他乡看到黄皮肤的中国人，是比亲人更亲，况且是祖国派出来保护他们的警察。
4月18日，根据防暴队安排，马儀超从格林维尔归建到蒙罗维亚，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赵师傅了。
归建到蒙罗维亚自由港新营区后，接触到的中国人更多了。自由港新营区原来是尼泊尔防暴队的营地，只能供120人居住。而中国防暴队的队伍有140人，这就意味着在他们营地原有的基础上，必须加建集装箱板房；考虑到马上要面临勤务，必须有专门的训练场，营地的地面要浇筑水泥；营地地处繁华地区，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岗亭和掩体也要加强。在经过综合考虑后，防暴队徐晓伟政委和队部一班人在当地寻找建筑商进行修建新营地。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经过排摸，当地做建筑工程的中国企业居然有13家！而且规模都不小。
在经过层层筛选后，中国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了中标企业，过来负责营地实际建设的是一个叫老田的“包工头”。老田是山东人，他手下有十多个蓝领工人，全部都是山东过来的。老田很憨厚，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跟队员们坐在一块聊天。老田告诉队员们，他在利比里亚做工程已经有七八年了，刚过来的时候，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工程做起来速度很慢。老田还清楚记得，在出国前，老是在担心语言交流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文化不高的底层小包工头，不要说英语一窍不通，连普通话也是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
出国做工程不像是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出访，不可能长期带着翻译，手底下几十号人，都是技术上的蓝领，剩下的工作是聘请的当地人，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技术工人要对他们进行指导。所以工程接到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确实比较痛苦，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就是那里出了岔子，责任谁都不能怪，要怪就怪语言不通、词不达意。幸亏都是小问题、小岔子，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正当老田为了英语交流的问题苦恼时，一件偶然的小事改变了他的困境。
老田手下的当地劳动工人中有一个叫“阿杜”的，一天跑过来找老田，结结巴巴告诉老田，想让老田教他中国话。老田很奇怪，这个连英语都带着浓重非洲口音的本地人，学中国话干什么呢？阿杜告诉老田，他学中国话，一来是为了方便与老田等师傅们的交流，工作中少犯错，二来是阿杜非常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国家内战结束，以后会逐步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开放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大，中国过来做生意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能说中国话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当地人讲中国话，就好比国内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那会，能说英语的中国人在街上随便飚几句就让人感觉很牛逼，好像“假洋鬼子”一样处处高人一等。所以为了在家人朋友中倍有面子，阿杜必须得学中国话。
老田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启发，与其自己痛苦地学英语，不如教会当地人中国普通话，双方互惠互利。就这样，在老田手底下干活的当地人，基本都能操着一口比较流利的山东话。请注意，山东话，不是纯粹的国语，而是饶舌的山东话。尤其是阿杜，还当上了老田的助手，从一名普通的工人被提拔为组长，步入了当地的“金领”阶层。
当得知这次过来承担的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的营建任务后，老田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为中国人干活，于是决心要在队员们面前抖抖威风，他要求当地工人看到防暴队的队员一律要用“你好”进行问候，下班要跟营区警卫说“再见”，看到装备整齐的队员要立正敬礼——尽管从马儀超比较专业的角度，好几次看到都是歪歪斜斜的——但这是老田间接表达了对队员的一种尊重。
“看到你们年轻的脸庞我感到一种安全与亲切，听到营区内到处充满了中国话更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我希望工程不要结束，一直到你们撤离的那一天。”憨厚的老田笑眯眯地说。
马儀超的小故事给徐晓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他决定要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是徐晓伟开明的地方。尽管他是中国防暴队“一把手”，但他却从不认为一切事务都由自己决策，毕竟一个人的头脑思考是有限度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尤其是在维和任务区，大家的智慧都是无限的，能充分调动起来，所起的作用比战斗力要强大无数倍。
于是，他决定召集大家专门开会研究这个事情。
会议上，徐晓伟问大家道：“对于在利比里亚开展群众工作，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
由于会议前已经把议题通知了众人，所以大家回答得十分踊跃。
黄侃首先发了言，说：“我提个建议。咱们来到蒙罗维亚后，前期一直在营建，与华人打交道不多。我觉得要开展好群众工作，首先就是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在蒙罗维亚，知道我们有能力在蒙罗维亚开展好维和工作，同时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保障力量。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八一’建军节前开展一次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华人与中企来参观营区。同时，与他们开展一次互动交流，听听他们的建议，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提供什么，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合作的方式有哪些，等等。”
王侣仁接着说：“我赞成黄侃同志的提议，我补充一点，不管他们需要什么，我想首先肯定是安全。我的建议是，从现在起，咱们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筛选一下华人的聚集区和中企的位置，在巡逻的时候有意识地多到那里走走，增强他们的见警率。从上次黄志渊遇到的华人跟踪事件看，咱们在蒙罗维亚的华人圈知名度还是不够高，很多华人还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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