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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不再想这个问题。
她开始想，下一个问题。
她回来以后，她发现母亲很爱说话，她有很多的姐妹。
她向她们学习最新的毛衣的织法，向她们学习做菜的方法。
她身上这件藕荷色的毛衣，就是母亲新织的。
姐妹俩，一人一件，是最流行的，叫做“搓衣板”的粗针。
她和姐姐的衣服，领口不一样。
一是两件衣服好区分，二是很符合她们不同的气质。
母亲好有心，母亲好用心。
母亲的审美，也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她们穿得跟西昌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比她高中同学，也并不差。
她教她的姐妹们看老黄历，算命玩，唱革命歌，唱流行歌。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母亲去买个蝉壳泡酒，也能够和别人，扯上半天。
母亲也看最悲惨的电视剧，边看边掉眼泪。
但是看完眼泪也就掉完了，并不会往心里去。
她也会用来教育她，但最多只念一两次，并不会像其他的母亲那样，一直念下去。
赵叔叔，江叔叔，唐叔叔，都是她通过她的姐妹们认识的。
她和那些她所说的官太太，有工作的大小姐，也很能摆，很招她们喜欢，她总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她还和给父亲治病的冯叔叔和阿姨，也成了朋友。
她总是让她一个人带着礼物，石榴或者自己养的土鸡和兔子，去他们的家。
而自己却很少去。
一是锻炼她，二是怕自己招人烦。
她觉得她的女儿，乖巧懂事，人人都喜欢。
她也不让姐姐常去，说是妹妹以后要找工作，要出去走走。
姐姐顶替了父亲，也没话说。
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养法。
母亲，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甚至异想天开地问她，去不去读委培的大专。
她见冼锐的第一面，她告诉他说，她之所以读职高，是因为她和她母亲，都分不清楚普高和职高的区别。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辈子，可能也就只见冼锐这一面，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分不清楚，比说没有钱，更好听一点点。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自己没有钱，是有点可笑，和有点不恰当的。
现在想来，怎么说都不恰当，人家是又有知识，又有钱。
而且人家觉得，有知识，比有钱，还更重要。
其实那时候，她们是能够分清楚的。
虽然不像那些坐机关的人，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她们还是知道，一个是可以念大学，有好工作，将来做干部的。
一个是不可以念大学，只是有一个工作，将来做工人的。
只是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供她上大学，所以放弃了。
再说三年以前，她很多家里条件不错的同学，父母也是极有头脑的。
也并没有判断出，这世界变化这么快。
他们觉得，先有工作，然后再往上爬，一样可以。
或者是，工作以后再去上个在职的大学，还占了单位的便宜。
在三年以前，职高还是很吃香的，干部和工人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大。
单位效率低，冗员又多，干部不用操那么多的苦心，工人也不用干那么多的脏活。
都很轻松。
而现在，单位开始减员增效。
干部累，工人更累。
也不再支持，职工在职去上大学。
在职上的大学，不但不会被重用，还要被人嘲笑。
这一年，正规大学，都开始扩招了。
这次回家，母亲告诉她说，家里有钱，而且她还在不停地挣钱，供得起。
那要花两万多块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呢？
那委培吧，就是挂在一个很正规的一本大学里面，委托培养的一个班，四十人左右。
比那些上在职大学的，更正规，更好听。
就是干部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所用的一种玩法，是一种权利的变相。
为了凑人数，得招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陪着他们玩。
如果运气好，遇上同学是高干子弟，那就大家一起去好单位。
如果运气不好，同学是一般干部子弟，没法大家一起顾上。
那就人家凭关系找到出路，一般人混个大专文凭，还是继续回来，当个工人。
当然，有个文凭，也有可能以后会升上去。
一般人，在上学之前，是不可能知道那些同学，到底是谁的。
最差也是工人吧，那个钱，也不算损失。
说不定那些同学，以后还能用上呢？
如果能跑腿，并且八面玲珑，倒是可以的。
总得让人，有所图吧？
她高中同学，她没攀上一个。
小叶，也没攀上任何一个。
她和冼锐，他们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是很近距离地接触。
而且一见钟情，他非常喜欢她。
他给了她很多机会，他完全不注重门第。
他们，都没成。
难道，就因为她花了两万多块钱的学费，她那些比她高中同学更牛的同学，就会被感动？
学费是交给学校的，又不是给她同学。
就是给她同学，那虽然已经是她全部的家产了，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不感兴趣。
所以，她不打算动这个心思，这也并不是她，所擅长的。
也有女孩子，会利用这个机会，谈个恋爱，找个好人家。
她有个老乡就是，她在读委培时谈的同班同学，毕业即结婚，公公送了九十万的别墅。
她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没有工作。
但是她另外四个姐姐很能干，在单位里做小领导，嫁得也不错。
她们凑了两万块钱，让她念书。
本来一个班都只招铁路子弟，怎么会有商人的儿子？
他们的玩法，太复杂了。
可能是那男的，结婚太早，又想到，娶的只是一个小工人的女儿，不甘心吧。
结婚以后各种玩，出轨，去歌舞厅。
然后，离婚了。
那姐姐回了铁路，做到列车长。
再然后，他玩够了，她竟然原谅了他。
她辞了工作，两人复婚了。
据说，她还没嫁时就很前卫。
她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找了个技校老师，结婚早，生孩子早。
她生孩子时，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看她。
她们看见那满屋子的尿片和手忙脚乱的年轻夫妇，在背后说：“那样的婚姻，不如不过，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在当时，很前卫。
她们俩都不是美女，但是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气质，在穿着，仪态上很注意。
那话传到技校老师那里，他不是对她老婆说：“老婆，我以后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而是埋怨她：“你怎么交了那样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他跟冼锐所说的：“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为我们以后的家，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一样。
和她同去的那个同学，也做到了列车长，一直熬到了三十五岁才出嫁。
她嫁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然后辞职了。
只有商人，走的是野路子，才不那么计较，一个女孩子的出身。
可能是列车长每天都要和，成百上千的人打交道，硬座的，软卧的，硬卧的，穷人富人一般人。
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这就是一个工人的女儿，比较好的结局了。
她当时是四个能干的姐姐教她，四个姐姐一起强推。
湘潇自己一个人，恐怕不行。
上高中时，除了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还有一个男孩的母亲找过她，警告过她，不要跟她儿子来往。
她连那男生是谁都不知道，就被警告。
她不但知道，她父亲只是一个小站站长，而且，已经去世了。
她还知道，她有一个七十岁的外婆，家在哪里。
好像她明天就要嫁到她家里去了一样，让她愤怒。
明明是亲情，却成了她谈婚论嫁的拖累，无端地被人挑剔。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描写了她，她详细地调查了她。
她当时只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他。”
她甩头就走，心里却像个小飞妹一样，有点痞气地骂：“一个疯婆娘。”
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其实一共也就只送了她十支玫瑰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莫名其妙地送，也莫名其妙地不送。
而且每一次都是，很认真地含着笑，塞到她手里，然后跑开，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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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不再想这个问题。
她开始想，下一个问题。
她回来以后，她发现母亲很爱说话，她有很多的姐妹。
她向她们学习最新的毛衣的织法，向她们学习做菜的方法。
她身上这件藕荷色的毛衣，就是母亲新织的。
姐妹俩，一人一件，是最流行的，叫做“搓衣板”的粗针。
她和姐姐的衣服，领口不一样。
一是两件衣服好区分，二是很符合她们不同的气质。
母亲好有心，母亲好用心。
母亲的审美，也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她们穿得跟西昌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比她高中同学，也并不差。
她教她的姐妹们看老黄历，算命玩，唱革命歌，唱流行歌。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母亲去买个蝉壳泡酒，也能够和别人，扯上半天。
母亲也看最悲惨的电视剧，边看边掉眼泪。
但是看完眼泪也就掉完了，并不会往心里去。
她也会用来教育她，但最多只念一两次，并不会像其他的母亲那样，一直念下去。
赵叔叔，江叔叔，唐叔叔，都是她通过她的姐妹们认识的。
她和那些她所说的官太太，有工作的大小姐，也很能摆，很招她们喜欢，她总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她还和给父亲治病的冯叔叔和阿姨，也成了朋友。
她总是让她一个人带着礼物，石榴或者自己养的土鸡和兔子，去他们的家。
而自己却很少去。
一是锻炼她，二是怕自己招人烦。
她觉得她的女儿，乖巧懂事，人人都喜欢。
她也不让姐姐常去，说是妹妹以后要找工作，要出去走走。
姐姐顶替了父亲，也没话说。
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养法。
母亲，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甚至异想天开地问她，去不去读委培的大专。
她见冼锐的第一面，她告诉他说，她之所以读职高，是因为她和她母亲，都分不清楚普高和职高的区别。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辈子，可能也就只见冼锐这一面，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分不清楚，比说没有钱，更好听一点点。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自己没有钱，是有点可笑，和有点不恰当的。
现在想来，怎么说都不恰当，人家是又有知识，又有钱。
而且人家觉得，有知识，比有钱，还更重要。
其实那时候，她们是能够分清楚的。
虽然不像那些坐机关的人，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她们还是知道，一个是可以念大学，有好工作，将来做干部的。
一个是不可以念大学，只是有一个工作，将来做工人的。
只是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供她上大学，所以放弃了。
再说三年以前，她很多家里条件不错的同学，父母也是极有头脑的。
也并没有判断出，这世界变化这么快。
他们觉得，先有工作，然后再往上爬，一样可以。
或者是，工作以后再去上个在职的大学，还占了单位的便宜。
在三年以前，职高还是很吃香的，干部和工人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大。
单位效率低，冗员又多，干部不用操那么多的苦心，工人也不用干那么多的脏活。
都很轻松。
而现在，单位开始减员增效。
干部累，工人更累。
也不再支持，职工在职去上大学。
在职上的大学，不但不会被重用，还要被人嘲笑。
这一年，正规大学，都开始扩招了。
这次回家，母亲告诉她说，家里有钱，而且她还在不停地挣钱，供得起。
那要花两万多块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呢？
那委培吧，就是挂在一个很正规的一本大学里面，委托培养的一个班，四十人左右。
比那些上在职大学的，更正规，更好听。
就是干部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所用的一种玩法，是一种权利的变相。
为了凑人数，得招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陪着他们玩。
如果运气好，遇上同学是高干子弟，那就大家一起去好单位。
如果运气不好，同学是一般干部子弟，没法大家一起顾上。
那就人家凭关系找到出路，一般人混个大专文凭，还是继续回来，当个工人。
当然，有个文凭，也有可能以后会升上去。
一般人，在上学之前，是不可能知道那些同学，到底是谁的。
最差也是工人吧，那个钱，也不算损失。
说不定那些同学，以后还能用上呢？
如果能跑腿，并且八面玲珑，倒是可以的。
总得让人，有所图吧？
她高中同学，她没攀上一个。
小叶，也没攀上任何一个。
她和冼锐，他们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是很近距离地接触。
而且一见钟情，他非常喜欢她。
他给了她很多机会，他完全不注重门第。
他们，都没成。
难道，就因为她花了两万多块钱的学费，她那些比她高中同学更牛的同学，就会被感动？
学费是交给学校的，又不是给她同学。
就是给她同学，那虽然已经是她全部的家产了，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不感兴趣。
所以，她不打算动这个心思，这也并不是她，所擅长的。
也有女孩子，会利用这个机会，谈个恋爱，找个好人家。
她有个老乡就是，她在读委培时谈的同班同学，毕业即结婚，公公送了九十万的别墅。
她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没有工作。
但是她另外四个姐姐很能干，在单位里做小领导，嫁得也不错。
她们凑了两万块钱，让她念书。
本来一个班都只招铁路子弟，怎么会有商人的儿子？
他们的玩法，太复杂了。
可能是那男的，结婚太早，又想到，娶的只是一个小工人的女儿，不甘心吧。
结婚以后各种玩，出轨，去歌舞厅。
然后，离婚了。
那姐姐回了铁路，做到列车长。
再然后，他玩够了，她竟然原谅了他。
她辞了工作，两人复婚了。
据说，她还没嫁时就很前卫。
她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找了个技校老师，结婚早，生孩子早。
她生孩子时，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看她。
她们看见那满屋子的尿片和手忙脚乱的年轻夫妇，在背后说：“那样的婚姻，不如不过，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在当时，很前卫。
她们俩都不是美女，但是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气质，在穿着，仪态上很注意。
那话传到技校老师那里，他不是对她老婆说：“老婆，我以后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而是埋怨她：“你怎么交了那样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他跟冼锐所说的：“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为我们以后的家，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一样。
和她同去的那个同学，也做到了列车长，一直熬到了三十五岁才出嫁。
她嫁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然后辞职了。
只有商人，走的是野路子，才不那么计较，一个女孩子的出身。
可能是列车长每天都要和，成百上千的人打交道，硬座的，软卧的，硬卧的，穷人富人一般人。
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这就是一个工人的女儿，比较好的结局了。
她当时是四个能干的姐姐教她，四个姐姐一起强推。
湘潇自己一个人，恐怕不行。
上高中时，除了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还有一个男孩的母亲找过她，警告过她，不要跟她儿子来往。
她连那男生是谁都不知道，就被警告。
她不但知道，她父亲只是一个小站站长，而且，已经去世了。
她还知道，她有一个七十岁的外婆，家在哪里。
好像她明天就要嫁到她家里去了一样，让她愤怒。
明明是亲情，却成了她谈婚论嫁的拖累，无端地被人挑剔。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描写了她，她详细地调查了她。
她当时只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他。”
她甩头就走，心里却像个小飞妹一样，有点痞气地骂：“一个疯婆娘。”
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其实一共也就只送了她十支玫瑰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莫名其妙地送，也莫名其妙地不送。
而且每一次都是，很认真地含着笑，塞到她手里，然后跑开，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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