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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由少不更事，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难过兵役一关，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每见及此，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我还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往往力图阻止，并且痛切地说道：“师父！您真傻，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常常争执不下时，我的一句“心甘情愿”，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
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凤毛麟角，只留下慧龙、慧尚等人，但都担任佛光山的要职。虽然是播种多，收成少，我已觉得弥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师父！您真傻喔！”而我，还是那句话：我“心甘情愿”做一个“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与南亭、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不料到了后来，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我总是一笑置之。
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举其苹苹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不但南北往返，亲自授课，还要奔走各处，募集资金，可谓辛苦至极。办了三届，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办，心血尽付流水，我始终毫无怨言，毕竟办学培才是我“心甘情愿”的！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
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在岛外，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在岛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还有普门中学。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为了作育英才，无论多么艰困，我都“心甘情愿”，面对挑战。
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殚精竭虑；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警察频生冲突，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甚至勒紧裤带，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
记得二十八岁那年，我到东部讲演，为节省运费，自己抱着一台录音机来回跑，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我并不害怕，也不怨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今日为度化众生，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行动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读书著作，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后来，因为传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药而愈，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
我曾经在宜兰、高雄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后来，弘法的邀约不断，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而为了一句承诺，奔波百里，甚至洲际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现在，我虽已从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闲，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有人邀我，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还是“心甘情愿”，勤于赴会。
决意兴建佛光山时，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个个都惊惧起来。他们认为，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又何必千辛万苦，另外开山？在海外建立道场时，一些人又说：“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那么大呢？”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为了安僧度众，我“心甘情愿”承受辛苦；为了弘化更广，我“心甘情愿”喜舍千金。
佛光山创建后，我为地方修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慈善救济，带动繁荣进步，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谤佛毁僧。人心之贪嗔愚痴，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文化的传播，我还是义无反顾，因为我习惯了“心甘情愿”，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
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用现代方式宣扬教义，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愿以拔苦与乐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苍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众。我关怀政事，直陈建言；我急公好义，为民喉舌；信徒来山，我以礼相待；政要访问，我也竭诚欢迎；百姓邀约，我满其所愿；军警请法，我也乐说不拒。清夜扪心自问：为教为僧，我不遗余力；为众为民，我用心良苦。区区善意，从不望褒扬，但不意得来“企业和尚”、“政治和尚”之称。尽管如此，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我“心甘情愿”背负讥毁，不以为苦！
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鲜为人知。《维摩经》云：“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或施以开导，或软言慰藉，或赞扬鼓励，或再三教诫……此外，我更方便权巧地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制定各种的福利措施。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记得十年前，我曾供给一对姐妹习医，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不仅不思回馈，反而耻笑同门；一些弟子身怀长才后，贡高我慢，觅枝另栖。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是否会迷失掉自己？
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日夜精勤，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愿”随我开山辟土，继任住持后，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仍一本初心，无怨无悔；耐心柔和的慈庄，四十年前未出家时，脚登高跟鞋，挨家挨户推展佛书，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历时十年，备尝艰难，一直都是“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才华洋溢的慈惠，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到处弘法，随侍翻译，并曾在大学任教；能干练达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宝后，便“心甘情愿”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以瘦弱之躯，负责台湾佛光总会的工作，未尝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学后，“心甘情愿”地回来为僧伽教育格尽厥责，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严、依恒、慧开、依空、依谛、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后期的弟子，如尼泊尔的满乘，“心甘情愿”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美国籍的满仁，“心甘情愿”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韩国籍的李仁玉，于成功大学毕业后，“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服务人群。他们的发心奉献，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一九九三年六月）
nbsp;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由少不更事，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难过兵役一关，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每见及此，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我还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往往力图阻止，并且痛切地说道：“师父！您真傻，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常常争执不下时，我的一句“心甘情愿”，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
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凤毛麟角，只留下慧龙、慧尚等人，但都担任佛光山的要职。虽然是播种多，收成少，我已觉得弥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师父！您真傻喔！”而我，还是那句话：我“心甘情愿”做一个“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与南亭、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不料到了后来，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我总是一笑置之。
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举其苹苹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不但南北往返，亲自授课，还要奔走各处，募集资金，可谓辛苦至极。办了三届，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办，心血尽付流水，我始终毫无怨言，毕竟办学培才是我“心甘情愿”的！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
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在岛外，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在岛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还有普门中学。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为了作育英才，无论多么艰困，我都“心甘情愿”，面对挑战。
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殚精竭虑；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警察频生冲突，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甚至勒紧裤带，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
记得二十八岁那年，我到东部讲演，为节省运费，自己抱着一台录音机来回跑，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我并不害怕，也不怨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今日为度化众生，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行动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读书著作，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后来，因为传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药而愈，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
我曾经在宜兰、高雄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后来，弘法的邀约不断，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而为了一句承诺，奔波百里，甚至洲际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现在，我虽已从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闲，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有人邀我，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还是“心甘情愿”，勤于赴会。
决意兴建佛光山时，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个个都惊惧起来。他们认为，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又何必千辛万苦，另外开山？在海外建立道场时，一些人又说：“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那么大呢？”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为了安僧度众，我“心甘情愿”承受辛苦；为了弘化更广，我“心甘情愿”喜舍千金。
佛光山创建后，我为地方修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慈善救济，带动繁荣进步，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谤佛毁僧。人心之贪嗔愚痴，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文化的传播，我还是义无反顾，因为我习惯了“心甘情愿”，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
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用现代方式宣扬教义，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愿以拔苦与乐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苍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众。我关怀政事，直陈建言；我急公好义，为民喉舌；信徒来山，我以礼相待；政要访问，我也竭诚欢迎；百姓邀约，我满其所愿；军警请法，我也乐说不拒。清夜扪心自问：为教为僧，我不遗余力；为众为民，我用心良苦。区区善意，从不望褒扬，但不意得来“企业和尚”、“政治和尚”之称。尽管如此，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我“心甘情愿”背负讥毁，不以为苦！
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鲜为人知。《维摩经》云：“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或施以开导，或软言慰藉，或赞扬鼓励，或再三教诫……此外，我更方便权巧地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制定各种的福利措施。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记得十年前，我曾供给一对姐妹习医，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不仅不思回馈，反而耻笑同门；一些弟子身怀长才后，贡高我慢，觅枝另栖。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是否会迷失掉自己？
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日夜精勤，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愿”随我开山辟土，继任住持后，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仍一本初心，无怨无悔；耐心柔和的慈庄，四十年前未出家时，脚登高跟鞋，挨家挨户推展佛书，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历时十年，备尝艰难，一直都是“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才华洋溢的慈惠，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到处弘法，随侍翻译，并曾在大学任教；能干练达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宝后，便“心甘情愿”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以瘦弱之躯，负责台湾佛光总会的工作，未尝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学后，“心甘情愿”地回来为僧伽教育格尽厥责，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严、依恒、慧开、依空、依谛、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后期的弟子，如尼泊尔的满乘，“心甘情愿”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美国籍的满仁，“心甘情愿”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韩国籍的李仁玉，于成功大学毕业后，“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服务人群。他们的发心奉献，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一九九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