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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年四月，因灵太后胡氏毒杀孝明帝，北境酋帅尔朱荣南下洛阳，本是伐叛匡主的义举，却因为之后发生的河阴之变，让此事成为历史闻名的闹剧与惨剧。而之后发生的南朝侯景之乱，亦不乏踵此前迹之嫌。
尔朱荣南下之际，河北葛荣所率领的六镇兵变尚未平定、且叛军声势正值雄大，因此尔朱荣也不可大军尽出，仍需留置相当兵马以防守其并肆老巢，随其奔赴洛阳者不足万众。
此时的北魏朝廷内忧外患，河北、关陇的叛乱牵扯了大量的兵力，洛阳的守备力量并不充足，但也不可以说是全无设防。
闻知尔朱荣举兵南来，北魏灵太后胡氏并其党徒遣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郑季明、郑先护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可见当时洛阳仍然不失基本的防护力量。
但当尔朱荣兵临城下时，郑先护、费穆开门纳荣，李神轨不战而退，以至于洛阳北面门户大开，尔朱荣兵不血刃的便直抵洛阳。
而在洛阳禁军整体倒戈之前，尔朱荣已经先于河阳迎立北魏宗室、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即就是北魏孝庄帝。
有关此事，还有一段趣闻：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
尔朱荣生性迷信，逢事必卜，在河阴之变后也为自己铸像，数铸不成才放弃称帝想法。当然，内里自然还是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长乐王元子攸在诸北魏宗室当中脱颖而出，被尔朱荣选为新君人选，或有一部分迷信的缘故，但更重要的还是元子攸并不是一个全无政治根基的闲散宗室。
史载元子攸：幼侍肃宗书于禁内。及长，风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迁散骑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进封长乐王。转侍中、中军将军。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劭事，转为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
在孝明帝一朝，元子攸既担任过黄门侍郎、中书监等要职，又担任过中军将军、卫将军等禁军显职，文武都有相当基础。
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显然可以补充尔朱荣在朝中根基薄弱的劣势，大大提高此番政变的成功率。
这也成为之后孝庄帝得以反杀尔朱荣的行事基础，究其原因就在于尔朱荣政治资本的不足，让他不能选择一个绝对的傀儡。
而元子攸也苦胡氏久矣，当尔朱荣派遣亲信前往洛阳接洽时，双方一拍即合，不久后元子攸便遁出洛阳，前往河阳被尔朱荣拥戴为帝。
有了这样一个甚允人望的新君人选，尔朱荣在洛阳便不可谓无所援应。
至于洛阳禁军的群体倒戈，原因也很丰富，除了元子攸和尔朱荣各自在禁军体系中的人脉影响之外，还在于从北魏后期便愈演愈烈的文武解体。
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继而展开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此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谓政体之倒退、亡国之开端，以文明为衰源，难免就有些偏激。
无论文明或野蛮，一个政体之成熟，需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东汉末年本就文明分径之始，至魏晋而入歧途，南朝之所相继，糟粕实多。北魏政权之进程，显然并无分辨良莠之底蕴，其统治阶级自愚昧而骤入典章，失于迅猛，拙于自纠，步子太大、要害分离。
早在公元519年，北魏洛阳羽林军便曾爆发动乱。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详尽记述了这一过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
这一次事变因排抑武人而爆发于畿内要害，但北魏朝廷却不能穷诛群竖，足见政权裂痕之深、分崩在即。
尔朱荣以边境武人而入朝，洛阳禁军全面倒戈，亦足以说明在文武解体愈演愈烈的当下，内外武人们基于政治失意的共同处境，已经达成以武力破局、重新获取政治地位的共识。
这其中，时任洛阳禁军武卫将军的费穆，不只举戈投降，更直接劝说尔朱荣大杀洛阳群臣。
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
费穆曾与尔朱荣有旧，或谓心腹进言以杀立威，但其所言“公还北之日”语，说明在其构想中，尔朱荣此番南来最终结果不应是入朝秉政，而是仍然归镇地方。
据此，这一番进言更像是费穆代表洛阳禁军系统与尔朱荣进行的一次谈判和交易，即就是大行诛罚，以杀立威，从而整体抬高内外武人在北魏朝廷的政治地位与话语权。
尔朱荣起兵伊始，与六镇豪强达成伐叛匡主的政治共识，于河阳拥立孝庄帝元子攸，获取到北魏朝廷一定政治资源的支持，又与洛阳禁军进行了大行诛罚的交易。
至此，河阴之变一系列联络前情俱已达成。
至于在事变过程前后，孝庄帝元子攸与六镇豪强是否预事并执行、究竟涉事几深，因其各自特殊性，事多隐没，但想来应该不会在事件中清白独善。
荣召百官迎车驾，己亥，百官奉玺绶，备法驾，迎敬宗于河桥。庚子，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沉太后及幼主于河。
请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
有朝士百余人后至，荣复以胡骑围之，令曰：“有能为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出应募，遂使为之。荣又令其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皆称万岁。
荣又遣数十人拔刀向行宫，帝与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帐外。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诈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杀劭及子正，又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置之幕下。
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荣疑未决。贺拔岳进曰：“将军首举义兵，志除奸逆，大勋未立，遽... -->>
528年四月，因灵太后胡氏毒杀孝明帝，北境酋帅尔朱荣南下洛阳，本是伐叛匡主的义举，却因为之后发生的河阴之变，让此事成为历史闻名的闹剧与惨剧。而之后发生的南朝侯景之乱，亦不乏踵此前迹之嫌。
尔朱荣南下之际，河北葛荣所率领的六镇兵变尚未平定、且叛军声势正值雄大，因此尔朱荣也不可大军尽出，仍需留置相当兵马以防守其并肆老巢，随其奔赴洛阳者不足万众。
此时的北魏朝廷内忧外患，河北、关陇的叛乱牵扯了大量的兵力，洛阳的守备力量并不充足，但也不可以说是全无设防。
闻知尔朱荣举兵南来，北魏灵太后胡氏并其党徒遣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郑季明、郑先护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可见当时洛阳仍然不失基本的防护力量。
但当尔朱荣兵临城下时，郑先护、费穆开门纳荣，李神轨不战而退，以至于洛阳北面门户大开，尔朱荣兵不血刃的便直抵洛阳。
而在洛阳禁军整体倒戈之前，尔朱荣已经先于河阳迎立北魏宗室、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即就是北魏孝庄帝。
有关此事，还有一段趣闻：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
尔朱荣生性迷信，逢事必卜，在河阴之变后也为自己铸像，数铸不成才放弃称帝想法。当然，内里自然还是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长乐王元子攸在诸北魏宗室当中脱颖而出，被尔朱荣选为新君人选，或有一部分迷信的缘故，但更重要的还是元子攸并不是一个全无政治根基的闲散宗室。
史载元子攸：幼侍肃宗书于禁内。及长，风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迁散骑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进封长乐王。转侍中、中军将军。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劭事，转为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
在孝明帝一朝，元子攸既担任过黄门侍郎、中书监等要职，又担任过中军将军、卫将军等禁军显职，文武都有相当基础。
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显然可以补充尔朱荣在朝中根基薄弱的劣势，大大提高此番政变的成功率。
这也成为之后孝庄帝得以反杀尔朱荣的行事基础，究其原因就在于尔朱荣政治资本的不足，让他不能选择一个绝对的傀儡。
而元子攸也苦胡氏久矣，当尔朱荣派遣亲信前往洛阳接洽时，双方一拍即合，不久后元子攸便遁出洛阳，前往河阳被尔朱荣拥戴为帝。
有了这样一个甚允人望的新君人选，尔朱荣在洛阳便不可谓无所援应。
至于洛阳禁军的群体倒戈，原因也很丰富，除了元子攸和尔朱荣各自在禁军体系中的人脉影响之外，还在于从北魏后期便愈演愈烈的文武解体。
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继而展开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此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谓政体之倒退、亡国之开端，以文明为衰源，难免就有些偏激。
无论文明或野蛮，一个政体之成熟，需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
东汉末年本就文明分径之始，至魏晋而入歧途，南朝之所相继，糟粕实多。北魏政权之进程，显然并无分辨良莠之底蕴，其统治阶级自愚昧而骤入典章，失于迅猛，拙于自纠，步子太大、要害分离。
早在公元519年，北魏洛阳羽林军便曾爆发动乱。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详尽记述了这一过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复可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仲瑀伤重走免。彝仅有余命，沙门寺与其比邻，舆致于寺。远近闻见，莫不惋骇。……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
这一次事变因排抑武人而爆发于畿内要害，但北魏朝廷却不能穷诛群竖，足见政权裂痕之深、分崩在即。
尔朱荣以边境武人而入朝，洛阳禁军全面倒戈，亦足以说明在文武解体愈演愈烈的当下，内外武人们基于政治失意的共同处境，已经达成以武力破局、重新获取政治地位的共识。
这其中，时任洛阳禁军武卫将军的费穆，不只举戈投降，更直接劝说尔朱荣大杀洛阳群臣。
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于是遂有河阴之事。
费穆曾与尔朱荣有旧，或谓心腹进言以杀立威，但其所言“公还北之日”语，说明在其构想中，尔朱荣此番南来最终结果不应是入朝秉政，而是仍然归镇地方。
据此，这一番进言更像是费穆代表洛阳禁军系统与尔朱荣进行的一次谈判和交易，即就是大行诛罚，以杀立威，从而整体抬高内外武人在北魏朝廷的政治地位与话语权。
尔朱荣起兵伊始，与六镇豪强达成伐叛匡主的政治共识，于河阳拥立孝庄帝元子攸，获取到北魏朝廷一定政治资源的支持，又与洛阳禁军进行了大行诛罚的交易。
至此，河阴之变一系列联络前情俱已达成。
至于在事变过程前后，孝庄帝元子攸与六镇豪强是否预事并执行、究竟涉事几深，因其各自特殊性，事多隐没，但想来应该不会在事件中清白独善。
荣召百官迎车驾，己亥，百官奉玺绶，备法驾，迎敬宗于河桥。庚子，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沉太后及幼主于河。
请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
有朝士百余人后至，荣复以胡骑围之，令曰：“有能为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出应募，遂使为之。荣又令其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皆称万岁。
荣又遣数十人拔刀向行宫，帝与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帐外。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诈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杀劭及子正，又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置之幕下。
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荣疑未决。贺拔岳进曰：“将军首举义兵，志除奸逆，大勋未立，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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