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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夏日黄昏。街道上燥热裹着尘土。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佝偻着背，东倒西歪地徐徐前行，手里抱着一团东西，似乎重负难忍。这个身影我再熟悉不过了，他曾是我单位下属企业的一名职工，看似一个小老头了，其实际年龄还不到五十岁。我曾脸红地接了他送的一包烟。
几年前，因工伤，他的手、脚伤残，为办理伤残鉴定和落实伤残待遇他多次找过我。他不善言辞，又实在得近乎木讷。上访时，总是低着头，站在办公室的门框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按理说，他的伤残鉴定和伤残待遇按程序办是能很快办好的，根本就用不着本人上访。可不知什么原因，办了一年有余了，有关部门总不能办好。他伤残后，企业就已停产，无法领到工资，家庭就十分困难，凭他的条件再找个赚钱的工作是难上加难，而做了工伤伤残鉴定，就能落实伤残待遇，生活才能有基本的保障。我接手分管人事工作后，第一次接待他的上访，他没有接受我的让座，远远地站在我面前，吞吞吐吐地说了半个小时，我才听明白这些的。
后来，我就陪着他多次找有关部门，总算办妥了。
他很感激我，一天，到我的办公室，红着脸往我的身边靠，向我口袋里塞东西，嘴里嘟哝着什么，我没有听清。我掏出来看，是一包本地产的香烟，是四元钱一包的烟。我不肯接受，他说：你不收下这烟就是看不起我，你为我办事时，是花了很多烟给别人的。终于听清了他的话。可话刚说完，人就走了。我为他的实在而感动。为他办的事，是我该做的工作，是他应该早就享受的待遇。要感激的是我们啊，要感激他对我们工作不公和拖沓的谅解。拿着烟，我的脸红了，我应该为他做得更好的。三年过去了。那包烟，我一直未动，至今，还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
对他更深的了解，是在今年春节前我陪同上面的领导到他家送温暖，做特困职工慰问。我曾为他的境遇而揪心、落泪。
去年上半年，机关所辖企业的职工，全部置换国有身份离开早已名存实亡的企业。他凭着二十多年工龄，领到了二万多元的安置费和伤残补偿。可惜就在这时，他的伤残病痛复发，又并发了心脏病，一下子又花去了四万元钱，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待遇就不能享受，因此离开企业却当即背上了一身的债。春节特困人员的送温暖对象他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住在一座潮湿的平房里。我陪同领导到他家时，他的病还没有康复，仍躺在床上。当领导递上150元慰问金时，他的手是颤抖了很久才接住了两张薄薄的纸币，还仿佛看到了他的眼里有泪花在闪。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没有说话。旁人告诉我，他的妻子已离开了他，好在他养了一个孝顺的如花似玉的女儿。女儿17岁了，高中还没念完，知道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在三个月前，就已去广东打工了，不长的时间就寄回了二万多元钱，他欠的治病的钱也快还清了。以后会有好日子了。我看他家里置办的年货，什么也没有。离开他家时，我不但没有舒心的感觉，还觉得十分的揪心。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春节怎么过？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女儿，远在异乡，这么短的时间寄回了那么多钱，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就遇上贵人了？我不敢想下去。
果然，春节后有人告诉我，他的女儿没有音信了。他四处打听，多次到广东寻找，都不见下落。
想着这些，我离他近了。我也看清了，他手中抱着的是一摞报纸。原来他卖报了。
我要去买两份报纸，不管他卖的是什么报纸。
他也看见了我。我迎上去，和他打招呼。
“你好。卖报了？”
他那腊黄的脸上有了一种激动的表情，眼睛瞪着地下，干裂的嘴唇慢慢地吐出了低低的声音。“是的。领导，我有了工作了。”
“生意好吗？赚钱吗？”
“还可以。领导。最多的时候，一天可挣10来块钱。”
我掏出5元钱递给他。“我买两份报纸。钱就不用找了。剩余的钱你买瓶水喝吧，算是我对你找到工作的祝贺。”
我知道他卖的这种报纸是伍角钱一份的。
他费力地从一摞报纸中选出了干净的两份给我。但没有接钱。
“领导，你还认得我，你买我的报纸是看得起我。今天，我不能收你的钱。”
他真的没收钱。匆匆地从我的身边横穿马路去了。
我追上去，想塞给他钱。但一个车队从身边过来了，拦住了我。几辆锃亮、车门紧闭的别克、奥迪从身边穿梭而过。看车牌，我知道，这是真正的领导下乡或从外地考察回来了。车队过后，他已消失在血红的飘着尘土的街道上。
我的手上还捏着5元钱和两份报纸。
这时，我就记起了他塞给我的那包烟，那包还静静地躺在我抽屉里的那包烟。
我要把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放在一起，好好地收藏着。失落、困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好好看看。
无论如何我不能忘却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
血色的夏日黄昏。街道上燥热裹着尘土。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佝偻着背，东倒西歪地徐徐前行，手里抱着一团东西，似乎重负难忍。这个身影我再熟悉不过了，他曾是我单位下属企业的一名职工，看似一个小老头了，其实际年龄还不到五十岁。我曾脸红地接了他送的一包烟。
几年前，因工伤，他的手、脚伤残，为办理伤残鉴定和落实伤残待遇他多次找过我。他不善言辞，又实在得近乎木讷。上访时，总是低着头，站在办公室的门框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按理说，他的伤残鉴定和伤残待遇按程序办是能很快办好的，根本就用不着本人上访。可不知什么原因，办了一年有余了，有关部门总不能办好。他伤残后，企业就已停产，无法领到工资，家庭就十分困难，凭他的条件再找个赚钱的工作是难上加难，而做了工伤伤残鉴定，就能落实伤残待遇，生活才能有基本的保障。我接手分管人事工作后，第一次接待他的上访，他没有接受我的让座，远远地站在我面前，吞吞吐吐地说了半个小时，我才听明白这些的。
后来，我就陪着他多次找有关部门，总算办妥了。
他很感激我，一天，到我的办公室，红着脸往我的身边靠，向我口袋里塞东西，嘴里嘟哝着什么，我没有听清。我掏出来看，是一包本地产的香烟，是四元钱一包的烟。我不肯接受，他说：你不收下这烟就是看不起我，你为我办事时，是花了很多烟给别人的。终于听清了他的话。可话刚说完，人就走了。我为他的实在而感动。为他办的事，是我该做的工作，是他应该早就享受的待遇。要感激的是我们啊，要感激他对我们工作不公和拖沓的谅解。拿着烟，我的脸红了，我应该为他做得更好的。三年过去了。那包烟，我一直未动，至今，还放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
对他更深的了解，是在今年春节前我陪同上面的领导到他家送温暖，做特困职工慰问。我曾为他的境遇而揪心、落泪。
去年上半年，机关所辖企业的职工，全部置换国有身份离开早已名存实亡的企业。他凭着二十多年工龄，领到了二万多元的安置费和伤残补偿。可惜就在这时，他的伤残病痛复发，又并发了心脏病，一下子又花去了四万元钱，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待遇就不能享受，因此离开企业却当即背上了一身的债。春节特困人员的送温暖对象他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住在一座潮湿的平房里。我陪同领导到他家时，他的病还没有康复，仍躺在床上。当领导递上150元慰问金时，他的手是颤抖了很久才接住了两张薄薄的纸币，还仿佛看到了他的眼里有泪花在闪。领导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没有说话。旁人告诉我，他的妻子已离开了他，好在他养了一个孝顺的如花似玉的女儿。女儿17岁了，高中还没念完，知道家里穷供不起她读书，在三个月前，就已去广东打工了，不长的时间就寄回了二万多元钱，他欠的治病的钱也快还清了。以后会有好日子了。我看他家里置办的年货，什么也没有。离开他家时，我不但没有舒心的感觉，还觉得十分的揪心。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春节怎么过？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女儿，远在异乡，这么短的时间寄回了那么多钱，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就遇上贵人了？我不敢想下去。
果然，春节后有人告诉我，他的女儿没有音信了。他四处打听，多次到广东寻找，都不见下落。
想着这些，我离他近了。我也看清了，他手中抱着的是一摞报纸。原来他卖报了。
我要去买两份报纸，不管他卖的是什么报纸。
他也看见了我。我迎上去，和他打招呼。
“你好。卖报了？”
他那腊黄的脸上有了一种激动的表情，眼睛瞪着地下，干裂的嘴唇慢慢地吐出了低低的声音。“是的。领导，我有了工作了。”
“生意好吗？赚钱吗？”
“还可以。领导。最多的时候，一天可挣10来块钱。”
我掏出5元钱递给他。“我买两份报纸。钱就不用找了。剩余的钱你买瓶水喝吧，算是我对你找到工作的祝贺。”
我知道他卖的这种报纸是伍角钱一份的。
他费力地从一摞报纸中选出了干净的两份给我。但没有接钱。
“领导，你还认得我，你买我的报纸是看得起我。今天，我不能收你的钱。”
他真的没收钱。匆匆地从我的身边横穿马路去了。
我追上去，想塞给他钱。但一个车队从身边过来了，拦住了我。几辆锃亮、车门紧闭的别克、奥迪从身边穿梭而过。看车牌，我知道，这是真正的领导下乡或从外地考察回来了。车队过后，他已消失在血红的飘着尘土的街道上。
我的手上还捏着5元钱和两份报纸。
这时，我就记起了他塞给我的那包烟，那包还静静地躺在我抽屉里的那包烟。
我要把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放在一起，好好地收藏着。失落、困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好好看看。
无论如何我不能忘却那包烟和这两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