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二章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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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rx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一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一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像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xdx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xx，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xx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1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bsp;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rx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一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一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像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xdx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xx，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xx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1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