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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挖到黄金百两，这也说明瑛不贪非分之财。
宪宗九年(1259)，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至彰德，召瑛问计。瑛说：“汉唐以来，人君能赖以立国的，就是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现在宋朝不重视此三事，大概将要灭亡了。能振兴此三事的，大概就是您吧。您若遣荆襄之师，南下以捣其背，帝业便可定了。”世祖听后高兴地说：“想不到儒生中居然有这样见地的人。”后来，瑛又举数事晓以利害，世祖都采纳了，并认为瑛贤能可用，命瑛随行，但瑛因病而未从。
中统初年(1260)，忽必烈下诏书欲起用瑛，瑛以当时王文统当权，辞不应诏。左丞张文谦巡视河北时，上书皇上，建议任命瑛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瑛又推辞，并致书执政说“：先王之道不明，是由于异端邪说为害。异说虽然泛滥，但天理不绝如线。现在天子贤明，又能听取意见，故贤能之士多来会聚。复兴先王的礼乐教化，正在此时。至于您以官府文书约我相会，想任命我做些寻章摘句的小事，在汉唐时也是人们不屑于做的。现在您因陋就简，只想这些小事，实在可惜。凡是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终，今日执政者不能溯流求源，不去力行先王之道，不明德正俗、育材兴化以解除数百千年之祸，恐怕日后之弊将会是说也说不完的。”当时有人鼓励他出来做官，瑛说：“后世离开古代虽远，但先王的政策措施犹可供参。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复古。假如因袭旧弊，妄想以此来适应先王之意，岂非难事？我又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怎能做官。”于是，闭门著书，潜心研究道艺，不管处境顺利还是不顺利，也不论得失，其志丝毫也不动摇，终身如此。年七十时，嘱子处立、处愿，死后要在自己墓前立文为“缑山杜处士”的墓碑。天历年间(1328～1329)，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赐谥文献。
所著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等。瑛在声律与历法方面，多有先儒所未及者。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原名张永，因避金国卫绍王讳，才改此名。金朝泰和年间(1201～1208)进士，任偃师主簿，后改任宣德州司候。此地多国戚，人皆说是难治之州。特立到任后，一一前往拜望。当时有五将军率家奴抢劫民家羊群，特立下令在乡里普遍搜索。及到将军家，他态度温和地诱骗将军：“您家难道还会有盗羊的人吗？我来搜一下，主要免得旁人有议论。”这样当然易于获得将军入宅搜查的允诺，实则早已暗中使人深入到将军后院，搜出羊数十头。有了赃物，特立便态度强硬了，先缚其奴下狱，再捕其已藏匿起来的儿子。只是因为他是皇族，才得以减死论罪。从此，豪贵因惧而遵法，百姓得以安生。
金正大初年，调任洛阳县令。时军事行动多，郡县穷于供给。东帅纥石烈牙兀。。对儒生傲慢，恰巧他又将带兵到陕右，路经洛阳，当他见特立朴质古板，不以礼对待，立即责令在三日内备好干粮，如逾期不交，就要军法从事。县民素知特立贤能，为民做主，担心特立为难，便争纳干粮，以免东帅找到惩治特立的借口，东帅对此大为惊奇。接着特立又升任监察御史，上任第一件事是提出不应把金世宗的后人幽禁起来。他揭发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小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对帝王亲信勾结拉拢，都不是好官，都应罢黜。这些话都是当权者所不愿听的。恰好这时平章政事白撒来陕西犒赏军队时，特立又检举他的部属不法。白撒不服，便向哀宗申诉，说特立的这些话不实际。大概哀宗也不满特立的直言不讳，便借白撒的上诉撤了特立的职，虽然没有重罚他，但还是让他回家退休。
特立精通程颢、程颐的著作。晚年教书，很受东平严实的尊重。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登位的住所接受王印时，便首次带信给特立说：“前监察御史张特立，修身养性于田园，即使改朝换代，也不改变自己主张。今年快七十了，研究圣经，宜赐一相应的好名字，以便发扬光大其德行，因此，特赐号为‘中庸先生’。”又对特立说：“先生年老眼睛不好，不能来京，故令赵保臣转达我的意见，您的读书之堂，可取名‘丽泽’。”宪宗二年(1252)，朝廷又降诏给特立说：“先生白首穷经，诲人不倦。守中庸之道，为学者宗师，过去已赐嘉名，今再表示朝廷嘉奖之意。”宪宗三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特立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
杜本字伯原，祖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今为清江人。
杜本博学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得到他递交的建议书救荒策，很赏识他的见解。及忽剌。。进京任御史大夫，便向武宗力荐杜本。杜本被武宗召至京师。但不久，便回武夷山过隐居生活。文宗在江南时，便听说此人的情况。及即帝位后，给杜本送礼品，并想起用他，他不出山。
到至正三年(1341)，右丞相脱脱把他作为隐士，再次向惠宗推荐，惠宗也赠以厚礼，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转达惠宗与丞相邀他出山的诚意，催他启程。但他至杭州后，却称病固辞，并写信给丞相说：“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才可谈得上制礼作乐，而达到五帝三王的盛世。”意即现在还不能说已做到一理、一心、一日、一家，所以仍不出山。
杜本沉静寡欲，言行平稳，对人讲义气。对穷而不能养父母的和无钱念书的人，都给予周济。平时手不释卷，对天文、地理、律历、度数，无不通究，对篆隶等书法尤其在行。著述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他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享年七十五岁。
当时还有张枢，字子长，婺州金华人。也是一位朝廷屡次邀请仍不出山的隐士。枢年幼时聪慧，外婆家藏书数万卷，枢尽取来阅读，过目不忘。及长，落笔成文，顷刻数千言。有人问他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的分合、礼乐的兴废，以至皇帝年号、官名、年月的先后，他都历历了如指掌。其文章，力求明经史，辅助教化，尤长于叙事。曾取三国时事撰汉本纪列传，附以魏吴载记，合为续后汉书七十三卷。临川的危素，称其立义精密，可备为给皇上侍讲时用的书。朝廷取其书陈列于宣文阁。浙东部使者争相上章推荐，前后共九次。
至正三年，命文臣纂修辽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举张枢为本府长史，枢不接受。七年，一再令史臣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又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等官职起用张枢，枢又避而不就。后来使者只好强制他启程，但到杭州后，仍固辞而归。枢曾著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及曲江张公年谱各一卷、弊帚编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七岁。
孙辙字履常，祖先自金陵迁至临川，幼年失父，由母亲教养成人，学行纯笃，事母至孝。在家教蒙馆，学生不多，但来做学术访问的人日众。郡中有点名望的英俊之士，多出自他的门下。孙辙和人说话，总是以孝悌忠信为本，词温气和，听的人莫不油然感悟。他对待亲戚乡里，礼周意恰，言谈间从不稍涉及人家的过失短长的话。来郡的读书人必来拜见他，部使者、长吏以下的贤仁者他必定去拜访。辙和乐平易，端庄稳重，待人以礼，但从不谈官府之事。地方官一再推举，江西行省特别以“遗逸”的名义举辙一人，皆不就。辙的文章写得好，吴澄曾为其文集作序。元统二年(1261)，七十三岁卒于家中。
与孙辙同郡人中，有吴定翁，字仲谷，其先人宋初自金陵迁来临川。定翁小时就俨如大人，无论寒暑，衣冠都很整洁，从不马虎，清修文雅，和孙辙同样有好名声。他最善作诗，揭亻奚斯称其幽雅清澹，可比元文学家卢挚(？～1314)。御史及江西各级地方官争相推荐，但终身不为所动。程钜夫曾给他写信说“：临川士友登门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都望着您光亮如玉人而不可得见呢？”定翁曾说“：一个好的读书人，不求有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句名言。
何中字太虚，抚州之乐安人。小时聪明，出类拔萃，以学好古学为己任。家中藏书万卷，能自己校勘。其学识之渊博，连广平的程钜夫、清河的元明善、柳城的姚燧、东平的王构，还有临川的吴徵、揭亻奚斯，都是很推崇佩服他的。至顺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何中为龙兴郡学师。第二年六月，病逝。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
同郡的还有危复之，字见心。宋末为太学生，拜汤汉为师，博览群书，好读易经，尤工于作诗。至元初年，元帅郭昂一再推荐其为儒学官，没有接受。至元中期，朝廷屡次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带礼品请其就任，危隐居于紫霞山中，不出仕。士友私赞为“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推荐恪入国学读书。明宗(1328年在位)在当太子时便选恪为说书秀才。及太子出镇云南，恪也同行。太子欲起兵陕西，恪谏道“：太子往北行动，从国来说，要有君命；从家庭来说，要有叔父之命。今两种命令都没有，若向京师发一箭，史官必写‘太子造反’。”太子左右对恪的话很反感，乃对太子说：“武秀才有母有妻，理应让他回京。”恪于是便离开太子回京，居于陋巷，教孩子读书。
文宗知道武恪其人，任他为秘书监典簿。及任期满，适逢母丧，朝廷再授中瑞司典簿，又改任汾西县知县，皆不到任。有人劝他上任，他说：“过去为了母亲，委屈自己去做官。现在母亲已逝，我不再做官了。”闲居几年，遇上朝廷又选地方官，泰不华便推举恪为平阳泌水县知县，也不到任。皇帝近臣又推举他为授经郎。恪便假装自己喑不能言，没有去上任。
恪好读周易，每日长坐，或问他说“：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恪答道“：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向他求学的人，多有所成。如佛家奴为太尉，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皆有贤名。
然挖到黄金百两，这也说明瑛不贪非分之财。
宪宗九年(1259)，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至彰德，召瑛问计。瑛说：“汉唐以来，人君能赖以立国的，就是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现在宋朝不重视此三事，大概将要灭亡了。能振兴此三事的，大概就是您吧。您若遣荆襄之师，南下以捣其背，帝业便可定了。”世祖听后高兴地说：“想不到儒生中居然有这样见地的人。”后来，瑛又举数事晓以利害，世祖都采纳了，并认为瑛贤能可用，命瑛随行，但瑛因病而未从。
中统初年(1260)，忽必烈下诏书欲起用瑛，瑛以当时王文统当权，辞不应诏。左丞张文谦巡视河北时，上书皇上，建议任命瑛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瑛又推辞，并致书执政说“：先王之道不明，是由于异端邪说为害。异说虽然泛滥，但天理不绝如线。现在天子贤明，又能听取意见，故贤能之士多来会聚。复兴先王的礼乐教化，正在此时。至于您以官府文书约我相会，想任命我做些寻章摘句的小事，在汉唐时也是人们不屑于做的。现在您因陋就简，只想这些小事，实在可惜。凡是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终，今日执政者不能溯流求源，不去力行先王之道，不明德正俗、育材兴化以解除数百千年之祸，恐怕日后之弊将会是说也说不完的。”当时有人鼓励他出来做官，瑛说：“后世离开古代虽远，但先王的政策措施犹可供参。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复古。假如因袭旧弊，妄想以此来适应先王之意，岂非难事？我又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怎能做官。”于是，闭门著书，潜心研究道艺，不管处境顺利还是不顺利，也不论得失，其志丝毫也不动摇，终身如此。年七十时，嘱子处立、处愿，死后要在自己墓前立文为“缑山杜处士”的墓碑。天历年间(1328～1329)，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赐谥文献。
所著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等。瑛在声律与历法方面，多有先儒所未及者。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原名张永，因避金国卫绍王讳，才改此名。金朝泰和年间(1201～1208)进士，任偃师主簿，后改任宣德州司候。此地多国戚，人皆说是难治之州。特立到任后，一一前往拜望。当时有五将军率家奴抢劫民家羊群，特立下令在乡里普遍搜索。及到将军家，他态度温和地诱骗将军：“您家难道还会有盗羊的人吗？我来搜一下，主要免得旁人有议论。”这样当然易于获得将军入宅搜查的允诺，实则早已暗中使人深入到将军后院，搜出羊数十头。有了赃物，特立便态度强硬了，先缚其奴下狱，再捕其已藏匿起来的儿子。只是因为他是皇族，才得以减死论罪。从此，豪贵因惧而遵法，百姓得以安生。
金正大初年，调任洛阳县令。时军事行动多，郡县穷于供给。东帅纥石烈牙兀。。对儒生傲慢，恰巧他又将带兵到陕右，路经洛阳，当他见特立朴质古板，不以礼对待，立即责令在三日内备好干粮，如逾期不交，就要军法从事。县民素知特立贤能，为民做主，担心特立为难，便争纳干粮，以免东帅找到惩治特立的借口，东帅对此大为惊奇。接着特立又升任监察御史，上任第一件事是提出不应把金世宗的后人幽禁起来。他揭发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小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对帝王亲信勾结拉拢，都不是好官，都应罢黜。这些话都是当权者所不愿听的。恰好这时平章政事白撒来陕西犒赏军队时，特立又检举他的部属不法。白撒不服，便向哀宗申诉，说特立的这些话不实际。大概哀宗也不满特立的直言不讳，便借白撒的上诉撤了特立的职，虽然没有重罚他，但还是让他回家退休。
特立精通程颢、程颐的著作。晚年教书，很受东平严实的尊重。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登位的住所接受王印时，便首次带信给特立说：“前监察御史张特立，修身养性于田园，即使改朝换代，也不改变自己主张。今年快七十了，研究圣经，宜赐一相应的好名字，以便发扬光大其德行，因此，特赐号为‘中庸先生’。”又对特立说：“先生年老眼睛不好，不能来京，故令赵保臣转达我的意见，您的读书之堂，可取名‘丽泽’。”宪宗二年(1252)，朝廷又降诏给特立说：“先生白首穷经，诲人不倦。守中庸之道，为学者宗师，过去已赐嘉名，今再表示朝廷嘉奖之意。”宪宗三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特立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
杜本字伯原，祖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今为清江人。
杜本博学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得到他递交的建议书救荒策，很赏识他的见解。及忽剌。。进京任御史大夫，便向武宗力荐杜本。杜本被武宗召至京师。但不久，便回武夷山过隐居生活。文宗在江南时，便听说此人的情况。及即帝位后，给杜本送礼品，并想起用他，他不出山。
到至正三年(1341)，右丞相脱脱把他作为隐士，再次向惠宗推荐，惠宗也赠以厚礼，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转达惠宗与丞相邀他出山的诚意，催他启程。但他至杭州后，却称病固辞，并写信给丞相说：“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才可谈得上制礼作乐，而达到五帝三王的盛世。”意即现在还不能说已做到一理、一心、一日、一家，所以仍不出山。
杜本沉静寡欲，言行平稳，对人讲义气。对穷而不能养父母的和无钱念书的人，都给予周济。平时手不释卷，对天文、地理、律历、度数，无不通究，对篆隶等书法尤其在行。著述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他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享年七十五岁。
当时还有张枢，字子长，婺州金华人。也是一位朝廷屡次邀请仍不出山的隐士。枢年幼时聪慧，外婆家藏书数万卷，枢尽取来阅读，过目不忘。及长，落笔成文，顷刻数千言。有人问他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的分合、礼乐的兴废，以至皇帝年号、官名、年月的先后，他都历历了如指掌。其文章，力求明经史，辅助教化，尤长于叙事。曾取三国时事撰汉本纪列传，附以魏吴载记，合为续后汉书七十三卷。临川的危素，称其立义精密，可备为给皇上侍讲时用的书。朝廷取其书陈列于宣文阁。浙东部使者争相上章推荐，前后共九次。
至正三年，命文臣纂修辽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举张枢为本府长史，枢不接受。七年，一再令史臣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又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等官职起用张枢，枢又避而不就。后来使者只好强制他启程，但到杭州后，仍固辞而归。枢曾著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及曲江张公年谱各一卷、弊帚编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七岁。
孙辙字履常，祖先自金陵迁至临川，幼年失父，由母亲教养成人，学行纯笃，事母至孝。在家教蒙馆，学生不多，但来做学术访问的人日众。郡中有点名望的英俊之士，多出自他的门下。孙辙和人说话，总是以孝悌忠信为本，词温气和，听的人莫不油然感悟。他对待亲戚乡里，礼周意恰，言谈间从不稍涉及人家的过失短长的话。来郡的读书人必来拜见他，部使者、长吏以下的贤仁者他必定去拜访。辙和乐平易，端庄稳重，待人以礼，但从不谈官府之事。地方官一再推举，江西行省特别以“遗逸”的名义举辙一人，皆不就。辙的文章写得好，吴澄曾为其文集作序。元统二年(1261)，七十三岁卒于家中。
与孙辙同郡人中，有吴定翁，字仲谷，其先人宋初自金陵迁来临川。定翁小时就俨如大人，无论寒暑，衣冠都很整洁，从不马虎，清修文雅，和孙辙同样有好名声。他最善作诗，揭亻奚斯称其幽雅清澹，可比元文学家卢挚(？～1314)。御史及江西各级地方官争相推荐，但终身不为所动。程钜夫曾给他写信说“：临川士友登门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都望着您光亮如玉人而不可得见呢？”定翁曾说“：一个好的读书人，不求有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句名言。
何中字太虚，抚州之乐安人。小时聪明，出类拔萃，以学好古学为己任。家中藏书万卷，能自己校勘。其学识之渊博，连广平的程钜夫、清河的元明善、柳城的姚燧、东平的王构，还有临川的吴徵、揭亻奚斯，都是很推崇佩服他的。至顺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何中为龙兴郡学师。第二年六月，病逝。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
同郡的还有危复之，字见心。宋末为太学生，拜汤汉为师，博览群书，好读易经，尤工于作诗。至元初年，元帅郭昂一再推荐其为儒学官，没有接受。至元中期，朝廷屡次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带礼品请其就任，危隐居于紫霞山中，不出仕。士友私赞为“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推荐恪入国学读书。明宗(1328年在位)在当太子时便选恪为说书秀才。及太子出镇云南，恪也同行。太子欲起兵陕西，恪谏道“：太子往北行动，从国来说，要有君命；从家庭来说，要有叔父之命。今两种命令都没有，若向京师发一箭，史官必写‘太子造反’。”太子左右对恪的话很反感，乃对太子说：“武秀才有母有妻，理应让他回京。”恪于是便离开太子回京，居于陋巷，教孩子读书。
文宗知道武恪其人，任他为秘书监典簿。及任期满，适逢母丧，朝廷再授中瑞司典簿，又改任汾西县知县，皆不到任。有人劝他上任，他说：“过去为了母亲，委屈自己去做官。现在母亲已逝，我不再做官了。”闲居几年，遇上朝廷又选地方官，泰不华便推举恪为平阳泌水县知县，也不到任。皇帝近臣又推举他为授经郎。恪便假装自己喑不能言，没有去上任。
恪好读周易，每日长坐，或问他说“：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恪答道“：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向他求学的人，多有所成。如佛家奴为太尉，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皆有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