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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包一钱吧？我是聂鹏，音乐家聂耳的聂，李鹏的鹏，我是你高中同学，我们是好同学，我刚从医院出来，正月在家，你来看我啊，我明天在家等你。”
第二天，我很早就到了他家。他们家刚刚吃过早饭。但是，他却说：
“我在楼上已经等了你好久了。我记得你以前总是起得很早，在班里总是早到的，今天怎么这么慢手慢脚啊？”
看来，他脑子的病真的还没有全好，说话还是有点问题。我故意假装生气地说：
“乱说，我已经够早了，现在是正月，我这一路走来，好多人还躺在被窝里呢，你却还嫌我迟，真是的”
他一听，马上红了脸，不好意思起来，忙不迭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是好同学，这样说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我忍住笑，深沉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离开了，过一会儿才回到客厅，手里拿着一包牛奶糖。他把糖放在我前面，叫我吃糖。他在我旁边站定，看着我。看我没吃，就走过来，拿起糖包，指着撕口对我说：
“这里有一个口子，照这里撕开就可以了，一钱，你可以照这个口子撕开，你看，这里有‘照此撕开’四个字。”
“哈哈，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这个还用你说啊。”好同学开玩笑习惯了，我不由脱口就出来。但一说出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妥，所以，我当时就愣在那里。果然，我刚一说，他也愣在那里了。
“等等”他突然有点痛苦又有点无奈地说——那会儿，我真的很紧张，深怕他突然会出什么问题。
“等等”他停了一会儿，只好苦笑着说“我这脑子，现在有时候就会这样，好像有那么一会儿突然信号有问题似的，就搭不上了，或者搭错了。”
“网络不好——请稍候。”我那同学，原来是个很幽默的人，现在终于有那么点幽默的味道了，但笑得有点苦。
“我会耐心等待的。”看着好朋友痛苦无奈的样子，我在心里轻轻地接着说。
前段时间，当我听说他因为神经方面的问题到外地住院了，我当时就在心里格登一下，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哪一天也会像他一样。读高中那会，我和他不仅是最铁的朋友，而且气质思想性格等都太相似了，我们俩常常同一鼻孔出气同一个脑袋思考，大家都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个dna签定，说不定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没想到的是，那一天，我要走了，和他爸妈握了手说了再见，转身正想和他握手说再见的时候，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去，在转身的一刹那，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那种孩子般表露无遗的无助和失落，甚至还有依赖，而且这一切又都在一张成人的带点苦楚无奈的脸上。那一天，从他家回来，居然忘记叫车，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才回到家。
从那以后，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到他家里坐坐，有时候一呆就是小半天。和他接触时间一长，我不得不为他感到悲哀：大部分的时间，他真的要比我们很多人都要深刻出色——四年名牌大学学习生活以及在大城市的工作经历，都让他高出了我们许多许多，但，隔了那么长长的一会儿，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句有点不着边际的话——好像那一会儿，他的思想突然回到了一个十一二岁孩子的水平。或者按他说的，那一会儿，他的脑子会突然信号不好，信息突然就搭不上或搭错了。而且，那时候，他会把我们也当作小孩子看待。只要我们等一会儿，等他信号不好的这一波过去，就没事了，甚至，比我们还要优秀出色深刻纯粹。作为好朋友，我常常为他揪着心。有时候，来了一些同学熟人，当我们一班人谈天说地谈古论今的时候，我老是担心着他会突然冒出那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但是没办法，就像周期性规律一样，过那么长长一会儿，他就会冒出那么一句不着边际的稚气十足的话，就会把我们当作小孩子来看待一会。我知道，大家都没有耐心等待他信号不好的这一波过去——很多人，甚至包括朋友亲戚，都想等着他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来印证一个事实：他的脑子真的是有点问题。好像有些人在他身边坐下来，找他说话，就是为了等他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因为我清楚地看到，这时候，他们会相互对视一眼，眼含笑意。是的，因为这一句话，他前面所展现的深刻、优秀、博学、修养都一笔勾销了，他十多年的学习和修养也一笔勾销了。这是多么不公平，多么悲哀的事啊。
我发现，慢慢地，他也意识到这份悲哀。而且他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份悲哀的情绪就迅速地在他生活和言谈中扩散——要知道，他现在可是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单纯得多的人。但是，他无能为力，一方面，他控制不了自己，过那么长长一会儿，他就是会信号不好连接有误，另一方面，他左右不了别人的看法——甚至是歧视。所以，这份悲哀几乎是宿命的，无法克服的。
“照理说，我这也不过只是一种病啊，为什么大家就要另眼相看呢？现在不是对爱滋病者都提倡关爱不歧视吗？为什么对我们就不能提倡提倡关心关心呢？”
那段时间，他常常这样愤愤不平地对我说。
“再说，我这病又不会传染，也不会影响别人的生活。一钱，你看，我们不是跟以前交流的一样好吗？”
“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就像感冒，一个人要是都不感冒，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只是，生病的部位不一样罢了。我这也不过是脑子感冒罢了。”
“你最清楚了，我只是有时候有点信号不好罢了。等一会，过了这一会，就没事了。这就像，有的人讲话有点口吃，过一会儿就要含糊不清结巴一阵。但是，我们都会耐心地听他讲完等他结巴过去。”
“我想过了，要是作一个类比的话，我觉得自己是这样一类人：诗人，艺术家。诗人、艺术家不也是常常会冒出一两句天真却不合时宜的话吗？只是，他们有作品给大家看，所以他们就是诗人、艺术家了，而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我的言行就是我的作品。”
真的，我完全被他说服了。我觉得，像他这样，得了这种病，真的有一种像俄底浦斯一样宿命的悲哀，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的悲剧。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在他面前自惭形愧：他常会表现出令我们汗颜的单纯和率真。他那些不合时宜的话，静心一想，其实都是些最真的话。只是，我们已经不习惯听这样“天真”的话了——尤其是从一个大人嘴里说出来。
但是，我只能安慰他，叫他不要想那么多。我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我们这里——其实我相信在整个中国都应该如此——一个人一旦得了精神方面的毛病，歧视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他的家人亲人也加入到这歧视的行列。他们的家人会以他为耻，以他为累赘。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村都有这样的“疯子”他们自生自灭，最后在家人有意无意的一种漠视中，四处流浪，最后冻死、饿死或摔死。
可是，他是一个很较真的人——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很较真，现在好像更较真了。他总觉得，这样一份歧视，这样一份无法改变的悲哀放在他身上，是极为不公平的，他要努力改变这一切。当然，他能做的，还是有限的。他先是对我们“开战”他原是很喜欢朋友来看他的。可是，现在，要是哪个朋友表现出对他的嘲笑甚至歧视，他就会叫我们转告他，他再也不想他来看他了。然后，他开始对他家人“开战”他家人要是有一点表现出对他另眼相看的地方，他就跟他们急，理论，最后甚至是争吵，一点都不妥协的样子。他的斗争还真的是有成效的，在我们朋友和他的家人当中，还真的不敢有人再笑话他。但是，我知道，他更大的敌人是社会，是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偏见。这个，他是无法撼动的。
其实，他倒也不用怎么担心和斗争。朋友或熟人，来看过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和他比起来，大家都显得太忙了。只有他，年纪轻轻就退休了，就坐在家里享清福了。唯一和他一样“吃了太闲”的是我。不知为什么，隔那么两三天，我就忍不住要往他家跑。
“一钱来了。”我一到他家，他就会很大声地喊道，好像是对他身边某个人说似的。其实，这时候，他的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父母还有兄妹，都已经到外地做生意了。
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搬两张凳子坐在他家院子里的树荫下，静静地坐着，偶尔讲一阵子话。大半天大半天的光阴，我们唯一确定要做的事，就是随着阳光变化，互相提醒一下，把凳子移到树荫下。这样的半天光阴，悠长而充实。想到了就讲几句话，没话讲了就闭着嘴巴甚至闭了眼睛。静默像乡下的风一样善解人意。就是讲话，他好像也只讲过去——讲他的过去，讲我们的过去。我们像一对老年朋友，平和而沉静，知足而快乐。我不知道自己在他的院子里度过了多少个沉静美好的大半天大半天时光，反正，他家的狗已经会把头搁在我脚上睡觉了，邻家的母鸡一边啄食一边大胆地看着我，甚至，来院子里偷吃的麻雀，好像也已经认得了我。至于他家的院子，院子里的树，斑驳的院墙，甚至远处的田园，青山，我都像老熟人一样知根知底。我觉得，在以前，我也曾... -->>
“是包一钱吧？我是聂鹏，音乐家聂耳的聂，李鹏的鹏，我是你高中同学，我们是好同学，我刚从医院出来，正月在家，你来看我啊，我明天在家等你。”
第二天，我很早就到了他家。他们家刚刚吃过早饭。但是，他却说：
“我在楼上已经等了你好久了。我记得你以前总是起得很早，在班里总是早到的，今天怎么这么慢手慢脚啊？”
看来，他脑子的病真的还没有全好，说话还是有点问题。我故意假装生气地说：
“乱说，我已经够早了，现在是正月，我这一路走来，好多人还躺在被窝里呢，你却还嫌我迟，真是的”
他一听，马上红了脸，不好意思起来，忙不迭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是好同学，这样说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我忍住笑，深沉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离开了，过一会儿才回到客厅，手里拿着一包牛奶糖。他把糖放在我前面，叫我吃糖。他在我旁边站定，看着我。看我没吃，就走过来，拿起糖包，指着撕口对我说：
“这里有一个口子，照这里撕开就可以了，一钱，你可以照这个口子撕开，你看，这里有‘照此撕开’四个字。”
“哈哈，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这个还用你说啊。”好同学开玩笑习惯了，我不由脱口就出来。但一说出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妥，所以，我当时就愣在那里。果然，我刚一说，他也愣在那里了。
“等等”他突然有点痛苦又有点无奈地说——那会儿，我真的很紧张，深怕他突然会出什么问题。
“等等”他停了一会儿，只好苦笑着说“我这脑子，现在有时候就会这样，好像有那么一会儿突然信号有问题似的，就搭不上了，或者搭错了。”
“网络不好——请稍候。”我那同学，原来是个很幽默的人，现在终于有那么点幽默的味道了，但笑得有点苦。
“我会耐心等待的。”看着好朋友痛苦无奈的样子，我在心里轻轻地接着说。
前段时间，当我听说他因为神经方面的问题到外地住院了，我当时就在心里格登一下，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哪一天也会像他一样。读高中那会，我和他不仅是最铁的朋友，而且气质思想性格等都太相似了，我们俩常常同一鼻孔出气同一个脑袋思考，大家都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个dna签定，说不定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没想到的是，那一天，我要走了，和他爸妈握了手说了再见，转身正想和他握手说再见的时候，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去，在转身的一刹那，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那种孩子般表露无遗的无助和失落，甚至还有依赖，而且这一切又都在一张成人的带点苦楚无奈的脸上。那一天，从他家回来，居然忘记叫车，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才回到家。
从那以后，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到他家里坐坐，有时候一呆就是小半天。和他接触时间一长，我不得不为他感到悲哀：大部分的时间，他真的要比我们很多人都要深刻出色——四年名牌大学学习生活以及在大城市的工作经历，都让他高出了我们许多许多，但，隔了那么长长的一会儿，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句有点不着边际的话——好像那一会儿，他的思想突然回到了一个十一二岁孩子的水平。或者按他说的，那一会儿，他的脑子会突然信号不好，信息突然就搭不上或搭错了。而且，那时候，他会把我们也当作小孩子看待。只要我们等一会儿，等他信号不好的这一波过去，就没事了，甚至，比我们还要优秀出色深刻纯粹。作为好朋友，我常常为他揪着心。有时候，来了一些同学熟人，当我们一班人谈天说地谈古论今的时候，我老是担心着他会突然冒出那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但是没办法，就像周期性规律一样，过那么长长一会儿，他就会冒出那么一句不着边际的稚气十足的话，就会把我们当作小孩子来看待一会。我知道，大家都没有耐心等待他信号不好的这一波过去——很多人，甚至包括朋友亲戚，都想等着他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来印证一个事实：他的脑子真的是有点问题。好像有些人在他身边坐下来，找他说话，就是为了等他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因为我清楚地看到，这时候，他们会相互对视一眼，眼含笑意。是的，因为这一句话，他前面所展现的深刻、优秀、博学、修养都一笔勾销了，他十多年的学习和修养也一笔勾销了。这是多么不公平，多么悲哀的事啊。
我发现，慢慢地，他也意识到这份悲哀。而且他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份悲哀的情绪就迅速地在他生活和言谈中扩散——要知道，他现在可是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单纯得多的人。但是，他无能为力，一方面，他控制不了自己，过那么长长一会儿，他就是会信号不好连接有误，另一方面，他左右不了别人的看法——甚至是歧视。所以，这份悲哀几乎是宿命的，无法克服的。
“照理说，我这也不过只是一种病啊，为什么大家就要另眼相看呢？现在不是对爱滋病者都提倡关爱不歧视吗？为什么对我们就不能提倡提倡关心关心呢？”
那段时间，他常常这样愤愤不平地对我说。
“再说，我这病又不会传染，也不会影响别人的生活。一钱，你看，我们不是跟以前交流的一样好吗？”
“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就像感冒，一个人要是都不感冒，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只是，生病的部位不一样罢了。我这也不过是脑子感冒罢了。”
“你最清楚了，我只是有时候有点信号不好罢了。等一会，过了这一会，就没事了。这就像，有的人讲话有点口吃，过一会儿就要含糊不清结巴一阵。但是，我们都会耐心地听他讲完等他结巴过去。”
“我想过了，要是作一个类比的话，我觉得自己是这样一类人：诗人，艺术家。诗人、艺术家不也是常常会冒出一两句天真却不合时宜的话吗？只是，他们有作品给大家看，所以他们就是诗人、艺术家了，而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我的言行就是我的作品。”
真的，我完全被他说服了。我觉得，像他这样，得了这种病，真的有一种像俄底浦斯一样宿命的悲哀，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的悲剧。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在他面前自惭形愧：他常会表现出令我们汗颜的单纯和率真。他那些不合时宜的话，静心一想，其实都是些最真的话。只是，我们已经不习惯听这样“天真”的话了——尤其是从一个大人嘴里说出来。
但是，我只能安慰他，叫他不要想那么多。我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我们这里——其实我相信在整个中国都应该如此——一个人一旦得了精神方面的毛病，歧视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他的家人亲人也加入到这歧视的行列。他们的家人会以他为耻，以他为累赘。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村都有这样的“疯子”他们自生自灭，最后在家人有意无意的一种漠视中，四处流浪，最后冻死、饿死或摔死。
可是，他是一个很较真的人——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就很较真，现在好像更较真了。他总觉得，这样一份歧视，这样一份无法改变的悲哀放在他身上，是极为不公平的，他要努力改变这一切。当然，他能做的，还是有限的。他先是对我们“开战”他原是很喜欢朋友来看他的。可是，现在，要是哪个朋友表现出对他的嘲笑甚至歧视，他就会叫我们转告他，他再也不想他来看他了。然后，他开始对他家人“开战”他家人要是有一点表现出对他另眼相看的地方，他就跟他们急，理论，最后甚至是争吵，一点都不妥协的样子。他的斗争还真的是有成效的，在我们朋友和他的家人当中，还真的不敢有人再笑话他。但是，我知道，他更大的敌人是社会，是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偏见。这个，他是无法撼动的。
其实，他倒也不用怎么担心和斗争。朋友或熟人，来看过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和他比起来，大家都显得太忙了。只有他，年纪轻轻就退休了，就坐在家里享清福了。唯一和他一样“吃了太闲”的是我。不知为什么，隔那么两三天，我就忍不住要往他家跑。
“一钱来了。”我一到他家，他就会很大声地喊道，好像是对他身边某个人说似的。其实，这时候，他的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父母还有兄妹，都已经到外地做生意了。
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搬两张凳子坐在他家院子里的树荫下，静静地坐着，偶尔讲一阵子话。大半天大半天的光阴，我们唯一确定要做的事，就是随着阳光变化，互相提醒一下，把凳子移到树荫下。这样的半天光阴，悠长而充实。想到了就讲几句话，没话讲了就闭着嘴巴甚至闭了眼睛。静默像乡下的风一样善解人意。就是讲话，他好像也只讲过去——讲他的过去，讲我们的过去。我们像一对老年朋友，平和而沉静，知足而快乐。我不知道自己在他的院子里度过了多少个沉静美好的大半天大半天时光，反正，他家的狗已经会把头搁在我脚上睡觉了，邻家的母鸡一边啄食一边大胆地看着我，甚至，来院子里偷吃的麻雀，好像也已经认得了我。至于他家的院子，院子里的树，斑驳的院墙，甚至远处的田园，青山，我都像老熟人一样知根知底。我觉得，在以前，我也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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