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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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法院路上的墨杜萨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性,任何人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皮热(1620—1694),法国最有特色的巴洛克雕塑家、画家及建筑师。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订婚喜宴。但这儿的宾客可不是普通的百姓、水手和士兵;团聚在这儿的,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文官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辞职退休;武官则从法军里开小差并投身于外国列强的军队里,而那些青年人则都是在咒骂那个逆贼的环境中长大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青年生活尚难安定,尽管家里曾花钱雇了四五个服役的替身,而这个暴君经过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把这个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被尊为半神的人。
席间谈笑风生,全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而情绪尤为激烈,言辞生动而刻薄,反映了五百年来,南方宗教仇恨给政治仇恨火上浇油。
在这些人看来,雄踞世界,曾一度统治过半个世界,并听惯了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的皇帝,现在却被贬为厄尔巴岛的国王,仅仅统治着五六千人,总之,他已经永远失去了法国,永远失去了他在法国的皇位了。
文官们滔滔不绝地讨论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武官们则在谈论莫斯科和来比锡战役,女人们对约瑟芬皇后离婚的事更感兴趣。这一群保王党人不但在庆祝一个人的垮台,而且还在庆祝一种准则的灭亡,他们相信政治上的繁荣已重新在他们眼前展现开来,他们已从痛苦的噩梦中醒来了,他们又重新开始生活了。
一位老人站了起来,他胸前佩戴着圣路易十字勋章。他提议为国王路易十八的健康干杯。这位老人是圣·梅朗侯爵。
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了在哈威尔的放逐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大家群情激昂,因此又引起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太太小姐们则把挂在她们胸前的花束解开来,散花女神般地把花撒了一桌。一时间,席上气氛热烈充满了诗意。
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虽然是已有五十岁了,但看上去仍有贵族气派,她说:
“如果那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这恐怖时代,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表现出的,才是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自愿追随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他们只知道对一个初升的朝阳顶礼膜拜,是的,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为之牺牲了官位财富的这位国王,才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权夺位者却永远只是个被人诅咒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的对不对?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实在抱歉,我没有听您说话。”
“哎,侯爵夫人!”刚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人插进来说,“别去打扰那些年轻人吧,他们快要结婚了,该说说话,当然不想谈政治了。”
“请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说道,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水灵灵顾盼如珍珠般闪亮,“我刚才缠住了维尔福先生,以致使他没有听到您说的话。好了现在您跟他说吧,而且您爱谈多久就谈多久。维尔福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侯爵夫人愿意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将悉心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
“算了,蕾妮,我饶了你。”侯爵夫人说道,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
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她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它还总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上帝特地给母爱留下的一席之地——“维尔福,我们原谅您……我刚才说,波拿巴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啊,夫人,他们倒也有这些品德的替代品,”青年回答说,“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他的那些庸庸碌碌却又野心勃勃的信徒们对他推崇备至,他们不仅把他看做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还把他看做平民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上帝啊!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又比作什么?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的事已经足够了。”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维尔福笑着补充道,“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不想说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虽然还不及拿破仑的一半,但他也有他的信徒。”
“您知道不知道,维尔福,您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可怕的强辩,这一点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党徒的儿子,难道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趣。”
维尔福的脸涨得通红,“不错,夫人,”他回答道,“家父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并没有去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和您一样是一个受难者,也几乎和您的父亲一样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侯爵夫人说,这血腥的回忆丝毫没使她动容,“不过,他们是为着各自不同的截然相反的原则登上断头台的。我有这方面的证据:亲王被流放的时候,我的家庭成员依旧是他忠诚的臣仆,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去投奔了新政府,公民诺瓦蒂埃成为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诺瓦蒂埃伯爵,并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
“母亲,”蕾妮插进来说,“您是知道的,大家早已讲好了的,不许别再提这些讨厌的往事了。”
“夫人,”维尔福说道,“我同意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恳求您把过去忘了吧,这些陈年老账还翻它做什么?我本人并不赞同我父亲的政治主张,并且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波拿巴分子,他叫他的诺瓦蒂埃。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一个忠诚的保王党人,我的姓是维尔福。在一棵老树上还残余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随着枯萎的老树干一起去干枯吧,至于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长的地方离主干已隔开了一段距离,它很想和主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好,维尔福!”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总在劝侯爵夫人,忘掉过去的事情,但从未成功过,但愿您能替我说服她。”
“好了,”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永远忘记过去的事吧!我求之不得呢。不过,从今以后,维尔福将来一定要坚定一些。维尔福,千万要记住,我们已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为您作了担保,正因为如此,皇上才答应不追究过去(她把她的手伸给他吻了一下),像我现在答应您的请求一样。您也要牢牢记住:要是有谁犯了颠覆政府罪而落到了您的手里,您可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您的出身于有些可疑。”
“嗨,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要求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地处理了几次公诉,都使罪犯受了应得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侯爵夫人问。
“是的。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与法国近在咫尺,他的追随者们就会仍然抱有希望。马赛到处是些领了半饷休养的军官,他们寻衅滋事,和保王党人吵架,所以上流社会中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中则时常闹暗杀。”
“您或许也听说过吧?”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德·萨尔维厄伯爵是圣·梅朗侯爵老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的侍从官。“听说神圣同盟想要移居他地呢。”
“对于,我们从巴黎动身的时候,他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圣·梅朗侯爵说,“他们要把他移居到什么地方呢?”
“到圣赫勒拿岛。”
“到圣爱仑?那是个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此地有两千里。”伯爵回答。
“那好极了!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样一个人留在现在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靠近科西嘉——他出生的地方,一边靠近那不勒斯——他妹夫在那儿做国王的地方,而意大利就在他对面,他曾经还想使他儿子做那儿的国王呢。”
“但是,”维尔福说,“我们被一八一四年的条约束缚着,我们要动拿破仑,就得违反协议。”
“哼,违反就违反,”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当他枪杀德·昂甘公爵时,他就那样严守条约吗?”
“嗯,”侯爵夫人说,“就这么办:神圣同盟除掉拿破仑,维尔福先生肃清在马赛的拿破仑党徒。要做国王就得像一个国王,内阁一定要精明强干,大臣一定要忠贞不贰——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方法。”
“可惜呀,夫人,”维尔福微微一笑,说道,“总是祸已酿成,才找来代理检察官。”
“那么,法律的工作只是来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也常常无力办到,它所能做的,只是惩戒既成的祸患而已。”
“噢,维尔福先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德·萨尔维厄伯爵的千金,与圣·梅朗小姐是密友,“趁我们在马赛,您想想办法,办几件轰动的案子吧,我从来见过法庭是什么样子,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
“不错,小姐,非常有趣。”代理检察官答道,“那不是舞台演出的悲剧,而是真正的惨剧;那不是佯装出来的痛苦,而是真正的悲恸。落下幕布之后,剧中那个人不是回去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休息,准备明天再来重演一遍那悲哀的样子,他离开了您的视线以后,就被押回到了牢房里,被交给了刽子手。您自己来决定吧,看看您的神经能否受得了这样的场面。对这种事,请您放心,一旦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不会忘了通知您,至于到场不到场,自然由您自己来决定。”
蕾妮脸色苍白地说:“您难道没看见您把我们都吓成什么样了吗?您还笑呢。”
“那你们想看到些什么?这是一种生死决斗。算起来,我已经判处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而谁能断定此刻又有多少正磨刀霍霍?伺机来对付我呢?”
“我的... -->>
在大法院路上的墨杜萨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性,任何人被其目光触及即化为石头。喷泉的正对面,有一排由皮热皮热(1620—1694),法国最有特色的巴洛克雕塑家、画家及建筑师。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府邸。在其中的一座府邸里,有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也在举行订婚喜宴。但这儿的宾客可不是普通的百姓、水手和士兵;团聚在这儿的,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文官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辞职退休;武官则从法军里开小差并投身于外国列强的军队里,而那些青年人则都是在咒骂那个逆贼的环境中长大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青年生活尚难安定,尽管家里曾花钱雇了四五个服役的替身,而这个暴君经过五年的流放生活,本该把这个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被尊为半神的人。
席间谈笑风生,全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而情绪尤为激烈,言辞生动而刻薄,反映了五百年来,南方宗教仇恨给政治仇恨火上浇油。
在这些人看来,雄踞世界,曾一度统治过半个世界,并听惯了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的皇帝,现在却被贬为厄尔巴岛的国王,仅仅统治着五六千人,总之,他已经永远失去了法国,永远失去了他在法国的皇位了。
文官们滔滔不绝地讨论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武官们则在谈论莫斯科和来比锡战役,女人们对约瑟芬皇后离婚的事更感兴趣。这一群保王党人不但在庆祝一个人的垮台,而且还在庆祝一种准则的灭亡,他们相信政治上的繁荣已重新在他们眼前展现开来,他们已从痛苦的噩梦中醒来了,他们又重新开始生活了。
一位老人站了起来,他胸前佩戴着圣路易十字勋章。他提议为国王路易十八的健康干杯。这位老人是圣·梅朗侯爵。
这一杯酒使他们同时联想到了在哈威尔的放逐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大家群情激昂,因此又引起一阵议论和欢呼。他们以英国式的礼仪纷纷举杯,太太小姐们则把挂在她们胸前的花束解开来,散花女神般地把花撒了一桌。一时间,席上气氛热烈充满了诗意。
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一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虽然是已有五十岁了,但看上去仍有贵族气派,她说:
“如果那些革命党人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这恐怖时代,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这些古老的宅邸,而反过来,我们却心安理得地让他们在那里策谋造反;他们该明白,我们表现出的,才是真正的忠诚,因为我们自愿追随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他们只知道对一个初升的朝阳顶礼膜拜,是的,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为之牺牲了官位财富的这位国王,才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权夺位者却永远只是个被人诅咒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的对不对?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实在抱歉,我没有听您说话。”
“哎,侯爵夫人!”刚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人插进来说,“别去打扰那些年轻人吧,他们快要结婚了,该说说话,当然不想谈政治了。”
“请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说道,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水灵灵顾盼如珍珠般闪亮,“我刚才缠住了维尔福先生,以致使他没有听到您说的话。好了现在您跟他说吧,而且您爱谈多久就谈多久。维尔福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侯爵夫人愿意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将悉心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
“算了,蕾妮,我饶了你。”侯爵夫人说道,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
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她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它还总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上帝特地给母爱留下的一席之地——“维尔福,我们原谅您……我刚才说,波拿巴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啊,夫人,他们倒也有这些品德的替代品,”青年回答说,“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他的那些庸庸碌碌却又野心勃勃的信徒们对他推崇备至,他们不仅把他看做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还把他看做平民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上帝啊!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又比作什么?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的事已经足够了。”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维尔福笑着补充道,“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不想说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虽然还不及拿破仑的一半,但他也有他的信徒。”
“您知道不知道,维尔福,您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可怕的强辩,这一点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党徒的儿子,难道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趣。”
维尔福的脸涨得通红,“不错,夫人,”他回答道,“家父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并没有去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和您一样是一个受难者,也几乎和您的父亲一样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侯爵夫人说,这血腥的回忆丝毫没使她动容,“不过,他们是为着各自不同的截然相反的原则登上断头台的。我有这方面的证据:亲王被流放的时候,我的家庭成员依旧是他忠诚的臣仆,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去投奔了新政府,公民诺瓦蒂埃成为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诺瓦蒂埃伯爵,并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
“母亲,”蕾妮插进来说,“您是知道的,大家早已讲好了的,不许别再提这些讨厌的往事了。”
“夫人,”维尔福说道,“我同意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恳求您把过去忘了吧,这些陈年老账还翻它做什么?我本人并不赞同我父亲的政治主张,并且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波拿巴分子,他叫他的诺瓦蒂埃。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一个忠诚的保王党人,我的姓是维尔福。在一棵老树上还残余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随着枯萎的老树干一起去干枯吧,至于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长的地方离主干已隔开了一段距离,它很想和主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好,维尔福!”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总在劝侯爵夫人,忘掉过去的事情,但从未成功过,但愿您能替我说服她。”
“好了,”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永远忘记过去的事吧!我求之不得呢。不过,从今以后,维尔福将来一定要坚定一些。维尔福,千万要记住,我们已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为您作了担保,正因为如此,皇上才答应不追究过去(她把她的手伸给他吻了一下),像我现在答应您的请求一样。您也要牢牢记住:要是有谁犯了颠覆政府罪而落到了您的手里,您可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您的出身于有些可疑。”
“嗨,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要求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地处理了几次公诉,都使罪犯受了应得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侯爵夫人问。
“是的。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与法国近在咫尺,他的追随者们就会仍然抱有希望。马赛到处是些领了半饷休养的军官,他们寻衅滋事,和保王党人吵架,所以上流社会中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中则时常闹暗杀。”
“您或许也听说过吧?”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德·萨尔维厄伯爵是圣·梅朗侯爵老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的侍从官。“听说神圣同盟想要移居他地呢。”
“对于,我们从巴黎动身的时候,他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圣·梅朗侯爵说,“他们要把他移居到什么地方呢?”
“到圣赫勒拿岛。”
“到圣爱仑?那是个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此地有两千里。”伯爵回答。
“那好极了!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样一个人留在现在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靠近科西嘉——他出生的地方,一边靠近那不勒斯——他妹夫在那儿做国王的地方,而意大利就在他对面,他曾经还想使他儿子做那儿的国王呢。”
“但是,”维尔福说,“我们被一八一四年的条约束缚着,我们要动拿破仑,就得违反协议。”
“哼,违反就违反,”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当他枪杀德·昂甘公爵时,他就那样严守条约吗?”
“嗯,”侯爵夫人说,“就这么办:神圣同盟除掉拿破仑,维尔福先生肃清在马赛的拿破仑党徒。要做国王就得像一个国王,内阁一定要精明强干,大臣一定要忠贞不贰——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方法。”
“可惜呀,夫人,”维尔福微微一笑,说道,“总是祸已酿成,才找来代理检察官。”
“那么,法律的工作只是来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也常常无力办到,它所能做的,只是惩戒既成的祸患而已。”
“噢,维尔福先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德·萨尔维厄伯爵的千金,与圣·梅朗小姐是密友,“趁我们在马赛,您想想办法,办几件轰动的案子吧,我从来见过法庭是什么样子,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
“不错,小姐,非常有趣。”代理检察官答道,“那不是舞台演出的悲剧,而是真正的惨剧;那不是佯装出来的痛苦,而是真正的悲恸。落下幕布之后,剧中那个人不是回去同家人共进晚餐,然后休息,准备明天再来重演一遍那悲哀的样子,他离开了您的视线以后,就被押回到了牢房里,被交给了刽子手。您自己来决定吧,看看您的神经能否受得了这样的场面。对这种事,请您放心,一旦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不会忘了通知您,至于到场不到场,自然由您自己来决定。”
蕾妮脸色苍白地说:“您难道没看见您把我们都吓成什么样了吗?您还笑呢。”
“那你们想看到些什么?这是一种生死决斗。算起来,我已经判处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而谁能断定此刻又有多少正磨刀霍霍?伺机来对付我呢?”
“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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