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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逝世后的七七届满之日，我满怀悲戚和哀思，写下骈体祭文贤父诔，于父亲的坟头烧祭。同时上传网络，以便于亲友、同好知晓和致哀。中华诗词论坛网友秦巴耕夫跟帖指出，古人有幼不诔长之说，孝子之诔贤父恐非得宜。其实在写贤父诔之前，我对于运用什么样的文体来祭悼我敬爱的父亲——这种文体能够充分地表达我的满腔痛惜、思念、哀悼之情，进行了反复权衡。在选定“诔”这个文体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就研究中的一些浅思，引证有关资料，对诔文的传承和特点试作赘述。
诔从词性来说，有两义。作动词时表示祭奠、哀悼；作名词时表文体，大体是哀祭文、悼辞的意思。
诔，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源起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其时诸侯或者官员死后，在大型的祭祀活动时由官方赐谥并付诔。诔在文体兴起时只是赐谥的一个环节，基本上是谥的一个附件，谥主褒扬，诔表哀悼。因此，诔在西周春秋时期是依附于赐谥制度而存在的。西周首先形成官谥官诔的传统。周天子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这样记载：“太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曰诔”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指出：“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从这些可以看出，诔初兴时赐谥的一方自然为尊。礼记曾子问记载的“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体现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谥诔的尊卑关系。从西周到春秋初期“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观念牢不可破，后由于官方定谥繁琐地出现“谥议”“谥册”民间私谥私诔因而悄然兴起。刘勰云：“柳妻诔惠子，辞哀而韵长”这是历史记载的私诔的源起。这些因素使得诔文逐渐摆脱制谥的目的而独立存在，成了专门对死者表示怀念和哀悼的文体。东汉则是诔文的定型阶段，前承先秦西汉诔文的初兴，后启魏晋诔文的繁荣，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诔文之体制模式、诔谥关系的转变、语言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在诔文体制模式上已经形成了前半述德后半表哀的标准模式；在诔与谥的关系上既继承前代的某些既定因素，又有所改变；在语言形式上。顺应文学语言发展的趋势，其骈偶因素在诔文中的分量加大，是魏晋南北朝骈体诔文形成的前驱。自汉至魏晋，其体制渐趋于定型，即由序文、颂述德勋、颂述哀情和个体伤情四部分构成行文模式。其内容和思想旨归主要是丧纪和哀告。其一定时期的体例又可大致分为散韵两部分：前列小传，记叙死者生平，表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死者荣耀，寄哀悼之思。前者为散体，后者为韵体，从而开两千多年来哀祭文韵散结合的先例。由此可见，诔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形式，形成于两汉之交，是先秦丧祭命谥诔辞与铭颂结合的产物；先秦诔文初具雏形，然体式尚不稳定；汉诔稳定了述德和写哀两方面的内容和先述德后写哀的内部结构，并且确立了四言句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思想开明，文学观念加强，哀祭类文体除为王公贵族哀歌颂德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悼念骨肉、悲痛身世的至情文字，大大增强了这一文体的抒情气息。魏晋以后的诔文趋于繁荣，在写作上更多的趋向于以颂扬的笔调叙述死者的生平事迹，以回忆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与此同时，由辞赋派生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出来的散体哀祭文也相继出现。其行文中骈体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强了诔文形体的整饬、语言的韵感、节律的匀称，还显著提升了其文体的文学性，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诔文水平最高的时期。此类体裁的著名的代表作，有曹植的王仲宣诔、潘岳的马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而曹丕的武帝哀策文、王珣的孝武帝哀策文等，实为古“诔”与哀辞的混合体。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虽然写作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形式的，但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明显的动因是两汉以来谥法简化，谥议完全废除（汉以后历代朝廷之“谥”仅用于追封称号）；诔不再依附于谥而独立存在。正如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所说：“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其实就“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南北朝刘勰早就作了同样明确的、肯定的论断。
综上所述，东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诔完全脱离谥而独立存在，诔文的写作不再受制于“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的礼仪，诔者和被诔者的尊卑形式完全打破了。西汉扬雄作有汉元后诔，东汉又有傅毅的明帝诔；魏晋南北朝阮籍作有著名的孔子诔，曹植更有武帝诔、文帝诔、卞太后诔，为其父、母、兄均作了诔文。从另一方面说，唐宋以后诔词和哀辞完全合一，哀辞始终没有讲究诔者和被诔者的尊卑，单就诔词来说也没有讲究的道理了。
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对生命的知晓和理解基本还处于“天命神授”的启蒙阶段，在自然和万物中生活的人类在人类本身的意识中非常神秘，人的一生，被仅仅看作“生”和“死”两个阶段，相较于今天人们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其时“生”的内容简单得多，而“死”被视为与“生”同样重要的生命过程，这种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命终结，而是其灵魂安息、涅槃的起点，是人转世重生的象征。那时人们的精神意识交流活动非常原始，交流的途径、形式、空间非常狭窄、简单。而人死时，那些与其有关联的尊者要根据依死者身份确定的隆重程度和繁琐环节相称的礼仪，在丧葬仪式上与死者、神灵进行意识交流，对其一生进行褒扬、颂祀，为其灵魂升天转世而祈愿。所以，在国家层面，祭祀被视为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的国家大事，朝廷要对皇族、达官显贵离世进行隆重的、程序繁琐的祭祀仪式。而谥诔仅是这诸多仪式中的一种。随着朝代的更替，历史的淘洗，人们对生命的理解渐趋现实，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富、精神意识交流的空间和对象逐渐广化，人们认识“死”这种生命终结过程的观念变得越来越实际，祭祀活动从官方到民间逐渐象征化、简单化，几乎每一个朝代对前朝的祭祀仪式和内容都有所简化和更改。不可想象，今天仍然采用上古繁琐、复杂的祭祀仪式来哀悼死者。在我看来，今天要传承古人祭祀文化中尊重死者、弘扬懿德、倡导和善的宗旨和优秀的人文精华，应该摈弃崇信神鬼、森严等级、繁复程序、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的仪式和陋规。窥测祭祀文化的演进，先人也是这样认识和这样做的。试想，如果一味抱残守缺，持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戒律，显然历史上孔子等先贤大德和许多高官显贵无人可为其诔，两汉以来许多“贱而诔贵，幼而诔长”的诔文名篇将不可能诞生，古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将缺少一类奇葩。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打破“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戒律的例子。刘向... -->>
父亲逝世后的七七届满之日，我满怀悲戚和哀思，写下骈体祭文贤父诔，于父亲的坟头烧祭。同时上传网络，以便于亲友、同好知晓和致哀。中华诗词论坛网友秦巴耕夫跟帖指出，古人有幼不诔长之说，孝子之诔贤父恐非得宜。其实在写贤父诔之前，我对于运用什么样的文体来祭悼我敬爱的父亲——这种文体能够充分地表达我的满腔痛惜、思念、哀悼之情，进行了反复权衡。在选定“诔”这个文体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就研究中的一些浅思，引证有关资料，对诔文的传承和特点试作赘述。
诔从词性来说，有两义。作动词时表示祭奠、哀悼；作名词时表文体，大体是哀祭文、悼辞的意思。
诔，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源起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其时诸侯或者官员死后，在大型的祭祀活动时由官方赐谥并付诔。诔在文体兴起时只是赐谥的一个环节，基本上是谥的一个附件，谥主褒扬，诔表哀悼。因此，诔在西周春秋时期是依附于赐谥制度而存在的。西周首先形成官谥官诔的传统。周天子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这样记载：“太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曰诔”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指出：“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从这些可以看出，诔初兴时赐谥的一方自然为尊。礼记曾子问记载的“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体现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谥诔的尊卑关系。从西周到春秋初期“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观念牢不可破，后由于官方定谥繁琐地出现“谥议”“谥册”民间私谥私诔因而悄然兴起。刘勰云：“柳妻诔惠子，辞哀而韵长”这是历史记载的私诔的源起。这些因素使得诔文逐渐摆脱制谥的目的而独立存在，成了专门对死者表示怀念和哀悼的文体。东汉则是诔文的定型阶段，前承先秦西汉诔文的初兴，后启魏晋诔文的繁荣，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诔文之体制模式、诔谥关系的转变、语言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在诔文体制模式上已经形成了前半述德后半表哀的标准模式；在诔与谥的关系上既继承前代的某些既定因素，又有所改变；在语言形式上。顺应文学语言发展的趋势，其骈偶因素在诔文中的分量加大，是魏晋南北朝骈体诔文形成的前驱。自汉至魏晋，其体制渐趋于定型，即由序文、颂述德勋、颂述哀情和个体伤情四部分构成行文模式。其内容和思想旨归主要是丧纪和哀告。其一定时期的体例又可大致分为散韵两部分：前列小传，记叙死者生平，表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死者荣耀，寄哀悼之思。前者为散体，后者为韵体，从而开两千多年来哀祭文韵散结合的先例。由此可见，诔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形式，形成于两汉之交，是先秦丧祭命谥诔辞与铭颂结合的产物；先秦诔文初具雏形，然体式尚不稳定；汉诔稳定了述德和写哀两方面的内容和先述德后写哀的内部结构，并且确立了四言句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思想开明，文学观念加强，哀祭类文体除为王公贵族哀歌颂德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悼念骨肉、悲痛身世的至情文字，大大增强了这一文体的抒情气息。魏晋以后的诔文趋于繁荣，在写作上更多的趋向于以颂扬的笔调叙述死者的生平事迹，以回忆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与此同时，由辞赋派生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出来的散体哀祭文也相继出现。其行文中骈体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强了诔文形体的整饬、语言的韵感、节律的匀称，还显著提升了其文体的文学性，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诔文水平最高的时期。此类体裁的著名的代表作，有曹植的王仲宣诔、潘岳的马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而曹丕的武帝哀策文、王珣的孝武帝哀策文等，实为古“诔”与哀辞的混合体。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虽然写作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形式的，但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明显的动因是两汉以来谥法简化，谥议完全废除（汉以后历代朝廷之“谥”仅用于追封称号）；诔不再依附于谥而独立存在。正如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所说：“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其实就“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南北朝刘勰早就作了同样明确的、肯定的论断。
综上所述，东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诔完全脱离谥而独立存在，诔文的写作不再受制于“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的礼仪，诔者和被诔者的尊卑形式完全打破了。西汉扬雄作有汉元后诔，东汉又有傅毅的明帝诔；魏晋南北朝阮籍作有著名的孔子诔，曹植更有武帝诔、文帝诔、卞太后诔，为其父、母、兄均作了诔文。从另一方面说，唐宋以后诔词和哀辞完全合一，哀辞始终没有讲究诔者和被诔者的尊卑，单就诔词来说也没有讲究的道理了。
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对生命的知晓和理解基本还处于“天命神授”的启蒙阶段，在自然和万物中生活的人类在人类本身的意识中非常神秘，人的一生，被仅仅看作“生”和“死”两个阶段，相较于今天人们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其时“生”的内容简单得多，而“死”被视为与“生”同样重要的生命过程，这种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命终结，而是其灵魂安息、涅槃的起点，是人转世重生的象征。那时人们的精神意识交流活动非常原始，交流的途径、形式、空间非常狭窄、简单。而人死时，那些与其有关联的尊者要根据依死者身份确定的隆重程度和繁琐环节相称的礼仪，在丧葬仪式上与死者、神灵进行意识交流，对其一生进行褒扬、颂祀，为其灵魂升天转世而祈愿。所以，在国家层面，祭祀被视为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的国家大事，朝廷要对皇族、达官显贵离世进行隆重的、程序繁琐的祭祀仪式。而谥诔仅是这诸多仪式中的一种。随着朝代的更替，历史的淘洗，人们对生命的理解渐趋现实，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富、精神意识交流的空间和对象逐渐广化，人们认识“死”这种生命终结过程的观念变得越来越实际，祭祀活动从官方到民间逐渐象征化、简单化，几乎每一个朝代对前朝的祭祀仪式和内容都有所简化和更改。不可想象，今天仍然采用上古繁琐、复杂的祭祀仪式来哀悼死者。在我看来，今天要传承古人祭祀文化中尊重死者、弘扬懿德、倡导和善的宗旨和优秀的人文精华，应该摈弃崇信神鬼、森严等级、繁复程序、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悖的仪式和陋规。窥测祭祀文化的演进，先人也是这样认识和这样做的。试想，如果一味抱残守缺，持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戒律，显然历史上孔子等先贤大德和许多高官显贵无人可为其诔，两汉以来许多“贱而诔贵，幼而诔长”的诔文名篇将不可能诞生，古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将缺少一类奇葩。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打破“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戒律的例子。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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